解放前，我们整个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社”）几乎全部都是茅草屋，没有一间瓦房。即便是地主家庭，也只能是大部分茅草屋，少部分瓦房。即便丰收了，也没有任何家庭舍得吃大米，基本都是将大米卖了，吃碾碎的米，上溯到清末则更加严重。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现在听起来是笑话，但很可能是真实的），说有一个地主，家里有上百亩的土地，但这家地主一日三餐只有豆瓣做菜。
这样的茅草屋就是老百姓的居所
这已经是富裕人家了
现在的清宫剧将皇室和民间都设计的富丽堂皇，仿佛清朝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家家丰衣足食，但殊不知坊间流传下来对康乾盛世的描述“康熙康熙，吃糠喝稀”，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就已经是奢求了，更遑论鸡鸭鱼肉。
马噶尔尼访华
同样是盛世，杜甫在《忆昔二首》里描述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老百姓可以说衣食无忧。当时“米一斗只卖13文，谷更只卖5文。即便是在长安地区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米价也不过只有20文”，
韩熙载夜宴图反映了晚唐贵族生活
同样是贵族
宋朝没有大家公认的盛世，但《水浒传》中对“穷人”武大郎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武大郎仅仅是一个卖炊饼的小商贩（相当于骑着三轮车卖早餐），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属于社会最底层人士。
穷人武大郎住的是城市的两层小楼
没有盛世的宋朝（清明上河图）
至于明朝，众多来华传教士都有记录。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记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所有街道两侧都有棚，下面是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
明朝街市（南都繁会景物图）
由此可见，马戛尔尼对清朝的评价“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应该是中肯的！
清朝的京官到底有多穷？普遍吃不饱，更有人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
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疏要求皇帝给涨工资，并抱怨这点工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没有被康熙采纳。雍正继位后，采取了耗羡归公，并改革了薪俸机制，增加养廉银，却基本针对地方总督等高级官员。与外官相比，京官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总体上却未能有明显效果。如六部堂官给“恩俸“，但是凡部院衙门中的额外官员，以及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如此对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义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变。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做京官时，常常是揭不开锅“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
李慈铭（1830～1894）_图
李慈铭的情况很有普遍性，当时的一些京官甚至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而“人有菜色”。甚至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嘲弄的对象：“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虽然穷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为翰林京官却宁可饿死，也要摆面子。出行要做轿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来往送更是不能少。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这样的场景：“先载车马后载人，载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载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不光如此，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游，听戏、宴饮等等，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在2000多元钱，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杯水车薪，微不足道。《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锡彬是河北人，因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清朝的马蹄形的元宝_图
既然这么穷困，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钱，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来送各种“敬”，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希望能施舍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一旦确认，马上奔走相告，趋之若鹜，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记载：京官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为了缺钱发愁，甚至因为穷，被手下人炒了鱿鱼，不跟他混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_图
道光二十一年，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借债逐渐达到1000多两，长期的经济压力下，甚至在做梦时，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得钱的羡慕：“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利之心”。《顽疾》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这实在令人感到歔欷。
与李慈铭和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晚清最穷最惨的京官就要属刘光第。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用篱笆围起来，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己教，如果来了客人，只能零卖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客人。刘光第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刘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清朝官员_图
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由于为官廉洁，不贪不占，家里缺钱时候，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体相当，但是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又再次受到这种冲击，可谓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贪问题是，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马上咸鱼翻身，甚至变本加厉进行非法搜刮，以报此前的“穷仇”。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生_图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镛心得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镛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在历史大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进行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