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历代中国妇女的眼里，每一座贞节牌坊都是一副巨大的精神枷锁，是人间地狱，因为每一座贞节牌坊下，都深埋着一位古代妇女的屈辱灵魂和无尽的血泪。
贞节牌坊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谁制造的这副巨大的枷锁？程朱理学是扼杀妇女的元凶吗？什么样的“贞洁烈女”可以立贞节牌坊？
始皇首建怀清台
贞节一词，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词汇，在先秦时期，多用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专一。那时候的贞节观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女子丧夫或离婚改嫁实乃寻常之事。到了宋代，在理学的推动下，贞节观愈演愈烈，变得越来越偏狭，只用来特指女子。清朝更是推动着贞节含义的极端化，近乎宗教般严苛。
怀清台
秦始皇时，巴邑有个叫“怀清”的寡妇，她也是中国首个富豪榜——《史记·货殖列传》唯一记录在案女实业家。她聪明强干，苦心经营丹砂产业，成为当时中国女子富豪第一人。她捐资修建长城，始皇“客之”，对她就像接待贵宾一样以礼相待。始皇帝念及她疏财卫国的大义，特下诏封她为“贞妇”，以表彰其忠贞爱国之举。又念她孤苦无依，降旨接她到咸阳颐养天年。清寡妇病逝后，始皇帝御笔亲题“怀清台”，以旌表其功业美德。
对此，历来有不同解释。有的说，这与秦始皇对女性的态度有关。因他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淫乱，并诛灭了嫪毐党羽，由此带来的心理阴影让他视女人为不洁不祥之物。而巴寡妇清给了他一个不一样的女人形象，故而殊荣有加，建坊以旌其贞。
推波助澜说道学
这里的道学，并非黄老学派的道学，而是宋明理学之道学。
秦始皇刻石提倡贞节：“禁止淫佚，男女洁诚。”西汉宣帝、东汉安帝也都曾诏赐贞妇。秦始皇的贞节观包括“男女”，并非专指女性。汉代皇帝旌表的贞妇，也绝非后世所说的贞洁烈女。
直到程朱理学之前，贞节观还是还是比较宽泛的，也并非特指女性，寡妇再嫁很正常，不会遭致指责或禁止。
比如汉代朱买臣贫穷时无奈休妻，妻子立马嫁人。朱买臣发迹后，还厚待前妻夫妇。还有《孔雀东南飞》，东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被母亲退回后，当地太守、县令争相为自己儿子说媒。这说明，女子再嫁也很正常，蔡文姬婚嫁三次，并没被人轻贱。
孔雀东南飞
汉唐时，因受游牧民族生活风气影响，皇族贵胄家的女子可以结伴骑马郊游，异性交往也很开放，光是有名有姓的再嫁公主就有23人，有的离婚两次结婚三次，还有的与和尚淫乱寻刺激。正因为此，宋代的道学先生们才众口一词地辱骂，说汉唐在贞节观方面是“脏唐烂汉”。
饿死事小，失节大
北宋时，有人问理学家程颐：寡妇穷困无依靠，能娶她为妻吗？程颐说曰：为了生存，也可以。但是就贞节而言，饿死不是个事，失节就是个大事了。
程颐这段话说的是男女双方，娶寡妇为妻的男人，属于失节；寡妇改嫁，也属于失节。一个有贞节观的人，不怕饿死，就怕失去气节。
宋代承袭晚唐五代遗风，最高统治者厚待官吏、鼓励享乐，即便是柳永那样的落魄文人，也可养妾狎妓，整个社会弥漫着“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官家女子也追随时俗。比如贵妇魏夫人自办文化沙龙，招待男性文人，李清照则以饮酒、放游为乐，道学家程颐当然不惯。但他的主张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他自己也曾把守寡的外甥女再嫁给他人。
程颐同时期的司马光鼓励女子读书，范仲淹主张寡妇再嫁应给予补助，他的儿媳守寡，就由他做主改嫁学生王陶。
南宋，女子再嫁也很普遍，李清照改嫁张汝舟，陆游的妻子唐婉离婚后再嫁赵士诚，都很正常。而且当时南宋皇帝宋孝宗还亲自出面为再嫁寡妇的去世主持丧礼。可见，即使是在南宋理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之下，妇女再嫁也不足为奇。
后世贞操宗教化
南宋以后的各朝代均将贞操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是清代，把贞节的含义局限在不幸的女人身上，并且法律化、宗教化，让本就可怜的女人雪上加霜
清代专门制定了一部“贞节法”，叫《礼部则例》，该法明文规定了“节妇”的名称范围、评审标准、申报条件、建坊审批等等事项，并要求地方乡绅要定期向官府推荐烈女节妇，给予表彰等等。
从京师到省、府、州、县都要修建“节孝祠”、大牌坊，春秋两祭。对于事迹特别“感人”的，皇帝还御赐诗章、匾额和缎匹。正史和地方志都要载入。
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盛的宋代，记载在案的节妇烈女也只有152人，而元代却有359人，明代更是遍地开花，人数高达27141人。郭松义先生的研究成果证明，清代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之多！
统治者的宣传教化，贞节观的法制化、宗教化，把守节升级成了不可违背的天理，未嫁夫死要尽节，遭致调戏也要寻死，把贞节凌驾于女子的生命之上。以至于清代的儒家道学者们，每每看见唐人诗文里有女杰放胆、公主改嫁之类的记载，必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堂堂大唐竟然容忍了“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句，真是有失大国风范，斯文扫地，悲哀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