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相比，古代因为医疗条件差，犯人坐牢生病、死亡现象较现代更为普遍。特别在早期，这种情况尤其突出。特别是在秦朝时，很多犯人被罚去劳役，帮修长城、建宫殿、造陵墓，犯人生病和死亡都很高。
在今天陕西境内的秦陵附近，考古发现了大片的刑徒墓地，这说明其时的囚犯的生存状态是很差的。汉代从秦朝暴政灭亡的教训中得到启发，放宽刑法，对坐牢的犯人生命权较为尊重。
如果犯人生病了，会叫狱医给犯人治病，死了还实行“官葬”，所的丧葬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汉桓帝刘志当皇帝的建和三年（公元149年）曾批示，囚犯“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葬”，意思是犯人生病了给予医治，如果死了给予厚葬。
1964年，在河南偃师大郊村附近，曾考古发现了522座东汉囚徒墓，这些都是“官葬”。古代对囚犯健康权、生命权的保护，在晋代以后开始变得规范起来，并呈制度化。
晋代特别要求，对坐牢的犯人“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所以，有的犯人出狱后生活无着落，想想还不如坐，有吃有喝有住的，想方设法二次犯罪，进去坐年。唐代对坐牢生病的犯人，态度也积极。
在报告上级主管后，犯人会到积极的医治，此即唐书上所谓：“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治疗。”古代坐牢没有“保外就医”一说，但可以“保内就医”。如果犯人生病了，除了给医给药外，还允许家属进监狱内来照顾犯人，这一制度现代都没有。
五代时期出现了专门为犯人看病的“监狱医院”，这是现代监狱医院的源头。设监狱医院这一做法，始于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的长兴二年（公元931年）。李嗣源下了一道红头文件（敕令）——
“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侯，疗理后据所犯罪轻重决断。”
这里的“病囚院”就是监狱医院，这是中国监狱史上为犯人首设医院，首次由政府作出规定，此后遂成一种监狱制度。这以后，古代坐牢似乎越来越“舒服”了。
以宋代来说，无论是朝廷的中央监狱，还是地方监狱，一律“置楼牖，设浆，铺席，时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天一洗枷X（木+丑）”。元朝对犯人看病问题也做了规定，设置有专职的狱医。
元成宗铁穆耳当皇帝的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始专置官部医一人，掌调视病囚。”所用的药品，与当时的社会慈善扶贫一样，由当地公设的药局发给，药费在药局的“营利利息钱内通行准除相应”。
看了上述文字，或许有网友会认为，古代坐牢很潇洒嘛，实际并不那么人性，应该说绝大多数时候都很糟糕，都坐牢了，能有什么好事？制度与实际做的毕竟是两回事情！
如在汉代，虽然有大官坐的高级监狱，但普通牢房条件很差的。有一种牢房叫“虎穴”，是挖了很深、下大上小的地牢，上面出口处用一块大石覆盖住，犯人别想逃出来。
这地牢里往往要关进几百人，卫生状态极糟糕，生病的犯人怎么办？对“虎穴”的情况，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数日一发现，（囚犯）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犯人成堆死，太多了，要用车子往外拖！
刘邦亡秦建汉后，便废除了秦朝的“重刑”做法，“约法省刑”，“恤刑悯办”。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下，当官的犯罪所受处罚要比普通人轻松多了。同样的坐牢，当官的与不当官的，要求并不一样。
如在汉代，便出现了一种“颂系”制度。所谓“颂系”，就是宽容犯罪分子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基于儒家文化原则，并首先考虑了官员和有爵位犯罪者的尊严。
凡是得到颂系的罪人，不须进入坐牢，即便坐牢也不用戴刑具，如手拷脚镣什么的。
据《汉书·惠帝纪二》记载，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公务员“六百石以上”的官员，还有皇帝身边的宦官、有头有脸的贵族，都可以获得“颂系”待遇。后来有的老百姓也可享受这一待遇，但是有条件的——须80岁以上、8岁以下及孕妇等犯罪分子，才可以获得宽容。
汉代有不同类型的监狱，如掖庭秘狱、廷尉诏狱、上林诏狱、郡邸狱、共工狱、若卢诏狱、都船狱、都司空狱、保官狱、内官狱、请室狱、导官狱、水司空狱。等等。
这些监狱所关押的犯人身份都不一样。如“若卢诏狱”，由少府领若卢令丞掌控，关的都是将相大臣一类高官，可以说一种“高干监狱”，或者说“高级监狱”；“都船诏狱”所关押犯人的级别就要低一些，人员相对较杂，关的是“将军以下与二千石”犯罪官员。
可见在古代即便坐牢，普通人与权贵都是不一样的。这在现代看来，是司法不平等，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民罪，纯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