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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11日星期五。在山西太原，下午放学后，一群孩子在太原煤建公司的职工宿舍区踢球。
大家伙踢得来劲，这时一个胖小子飞起一脚，将球踢进了9号楼和11号楼之间狭窄的缝隙里，那缝隙连半米的宽度都没有，附近的居民常随手把垃圾扔在那里，肮脏堵塞，臭气熏天。
大家伙儿都埋怨小胖子脚头太臭，让他赶紧把球弄出来，小胖子只好侧着身子往缝隙里面挤了几步，看到脚下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用脚三勾两勾，使劲勾了出来。孩子们凑近一看，顿时嚷嚷起来：“这个不是足球！”小胖子一看也有点儿发懵，这是一个被好几层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球体，隐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伸手摸了摸，觉得很硬，想着没准儿是谁家不要的“宝贝”，就把塑料袋一层一层撕开。撕开最后一层塑料袋，里面居然是一个死人头！
顿时，孩子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宿舍区的上空，声音稚嫩，格外可怖。黄昏的光洒在那个龇牙咧嘴、残缺不全，半边烧得焦黄的头骨上。路过的一位老师傅见状连忙报警。
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头骨的右半部肌肉腐烂，黑乎乎地贴附在上面；左额部、眼眶部以及鼻骨以下部分已经被烧焦，并有三处明显的铁器钝挫伤痕。经过法医随后的颅骨宏观鉴定和血型化验，死者年龄估计在20到30岁之间，血型A型，除此之外的信息采集为零，既不知其性别，也不知其年龄，更不知其死因。民警一栋一栋楼地敲开一家家的房门，走访住户，查询有无失踪人口，皆一无所获。
非常凑巧的是，警方手头还有一个无头男尸案没有破解，于是这个头颅就被拿去和无头男尸配对，结果明显不吻合。而由于头颅被高温烘烤过，也鉴定不出来性别。就此案件陷入了胶着。面对这个烧焦了一半的头骨，太原市公安局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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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恰在这时，市局一位领导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文学大师吴承恩的颅骨成功复原》。这新闻的源起要追溯到1975年。虽然通过《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等历史文献，人们早就知道《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但是他的墓地究竟在何处，一直是个谜。但1975年的1月，考古学界找到了吴承恩为其父吴菊翁所作的《先府宾墓志铭》，并由此推测，吴承恩很有可能也葬在吴家的祖茔。彼时，文革尚未结束，社会混乱，当调查人员来到吴家祖茔时，沮丧地发现这里已被盗墓贼光顾过。不过，其中一座已经被掘开的坟墓里，有三副棺木，其中一具较大的棺木上写着“荆府纪善”这几个字——“纪善”是明代王府的属官，正八品，据历史文献考证，吴家只有吴承恩一个人自长兴县解任县丞一职之后，有“荆府纪善”之补——也就是说，这具棺材里的尸骨极有可能是吴承恩的。一晃7年过去，1982年，淮安市计划召开“纪念吴承恩逝世400周年暨《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把吴承恩的塑像陈列在他旧居的大厅内，但几百年前的人，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于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突然想到，如果把那三具尸骨的颅骨送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岂不是就可以一举解决辨识身份和颅骨复原这两个问题了么？很快，研究所一位名叫张建军的工程师承接了此项任务。从淮安市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三个颅骨之后，张建军仔细查看，第一个头骨大且重，肌脊明显，额后倾，下颌角外翻，呈男性特征，另外两个头骨不大，乳突较小，确定为女性。再一核对，果不其然，第一个头骨的来源正是写着“荆府纪善”的那具棺材，确认吴承恩无疑。不久之后，在吴承恩旧居纪念馆里，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位辞世已400年之久的大师风采，他中等身形，眼眶略高，眼睛不大，颧骨突出，面平而阔。
王存义（右）和弟子张建军
张建军是中国颅骨复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存义先生的弟子，对颅骨复原有着不可思议的痴迷。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颅骨复原技术远不像现在，用专业电脑软件在屏幕勾勒即可完成。那时，需要工作人员在台架上安好颅骨，然后按照人类学定点，在颅骨上的不同部位沾上标棍，以测定软组织的厚度，再用油泥将各个标棍等高连接、填平，接着按分析研究出的五官特征逐一塑形。还有最后一步，按照百分比例尺测量标准校对。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但工程师不仅要掌握人类学、人体解剖学和骨骼学的相关知识，还要考虑到死者生活的地域、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甚至有无某些疾病，才能充分还原细节。为了拿到更详实的中国人体颅骨数据，张建军曾和同事们跑遍15个省市自治区，收集了50余万份的数据。甚至还在给研究所的申请报告上，提出想要上刑场，赶在死囚余温尚在、肌肤的新鲜程度同生前保持一致的时候，用特制的、有穿刺功能的量尺，测出死者面部软组织的厚度——当然，这一报告并没有得到批准。
“活人的脸不让扎，病死的人的脸部，家属也不让扎，去刑场又得不到批准，那个数据怎么才能得到啊……”张建军一筹莫展。因此当太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敲开他的办公室大门时，他还有点儿惊喜——以为自己的申请报告通过了。
谁知，公安人员带来的是一个包裹，包裹一打开，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弥漫开来。公安人员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够将这个无名颅骨复原，以便于找到尸主，张建军把颅骨搬上近似花架但又可转动的工作台，通过多年颅骨复原的相关经验，张建军马上做出了判断——这是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的颅骨。颅骨上有过铁器剐挖的痕迹，又被火烧过，毫无疑问是一起凶杀案的受害者。
“凶手把这么个重要的犯罪证据，连埋都不埋，随随便便往楼的缝隙里一扔，就是咬定了我们公安人员不可能通过一个颅骨发现死者的身份，继而按图索骥地找到他本人。”公安人员愤愤地说。
“我来试试。”张建军顿了顿，回答道。
要知道，他对这名死者的信息一无所知，因此复原难度极大。但张建军凭借经验和科学的推理发现无名头骨有如下特征：额骨虽然后倾（男性多后倾）但属于中小型，下颌骨收敛，牙齿小，这些都是女性头骨的特点。根据颅骨骨缝愈合度和牙齿损耗，认定死者是一位25岁左右的女性。
之后，他开始添加基础“肌肉”，又根据各个部位的表面组织厚度添加“外表面”。数日之后，一座内里裹着颅骨，外面包着白石膏的半身塑像完成了。这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女孩，一双明亮的眸子镶嵌在圆形的脸盘上，注视着前方，考虑到当时山西年轻女孩的装束特点，张建军给她配了个齐耳短发，还穿上了一件红黄相间的开领花格衣服。
“这个……就是那个颅骨？”太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惊讶得目瞪口呆，完全没想到所谓的复原竟然能如此栩栩如生。
把塑像带回太原后，公安人员将其放置在负责失踪案件调查的办公室，每当有人来报案，说亲属失踪的，就带他们去看一看。过了很长时间，依旧没有报案者认出这个塑像到底是谁，公安人员心里打鼓，只好给张建军打个长途，支支吾吾，大致意思就是想问，你复原得到底准不准啊。可又不好意思开口，张建军原本就不善言辞，电话里只说：“等等，别急，等等。”公安人员心里更加没数了。
这天是1982年8月9日，距离发现头骨已经两个月了，案件仍然没有进展，刑警们都有些沮丧，觉得这个案件很可能要冷下来了，甚至永远成为死案。其实，在那个刑事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相当多的命案得不到及时侦破，很多案件需要靠多年以后的运气才能够破获。
3
然而，谁又能想到，就在8月9日这天傍晚，有个老太太颤巍巍地推开了太原市公安局的大门，说自己家住孝义县司马公社东庄大队，自己24岁的女儿周春莲来太原打工好几年，以前还写信报个平安，但最近半年却毫无音讯。她有些着急，坐车进城找到女儿当保姆的那家人，他们说女儿早就不做了，离开后不知去了哪里。
老太太正念叨着，眼睛一瞥，看到了那尊放置在办公室的塑像，一下子呆住了。
“怎么？您认识？”有个公安人员问道。
“这是我的女儿小莲子啊！”老太太站起身，朝塑像走了过去，看了又看，“你们怎么给她塑了尊像？还摆在这里啊？”屋子里的几个公安人员一下子聚拢过来，但没有一个人敢告诉她——周春莲的颅骨就被塑在这尊石膏像里面。
很快，公安人员就敲开了周春莲生前做保姆的那一家的家门，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警方面前，那就是请周春莲做保姆的这户人家，是山西省政协行政处处长樊中家。经过外围走访，警方得知，周春莲在失踪之前就已经两次怀孕，都做了人流，失踪之时更是怀有身孕。这让警方觉得，樊中一家人的嫌疑非常大。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种人家不太好对付，同样，在警察眼里也是如此，对方的身份迫使他们打起十二分小心。
太原公安局如临大敌，成立了由市局九处刑侦科、市局四处和北城分局共同组成的专案组进行侦查。没错，对方虽然在当地有一定能量，但太原警方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杀人犯。
此时，警方已经对受害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周春莲，女，24岁，壮族，本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周村人，在当保姆之前住在山西省孝义县司马公社东庄大队，她于1978年10月到省政协行政处处长樊中家当保姆。大约在1982年2月初，樊中家的人就说她自己离开雇主家，找不到她了。之后，樊中就写信给周春莲的母亲，让她的女儿尽快回到雇主家，这下子周春莲的母亲慌了神，马上来到太原，雇主一家告诉她，女儿已经离开多日，他们也很着急，得知她没有回家之后，他们还贴出了寻人启事。在寻找女儿多日未果之后，周春莲母亲选择求助警方。
然而，警方也不能轻易搜查一名处级干部的家，因为一旦打蛇不死，就有可能随棍上，他们决定步步为营。首先，他们找到樊中和他的儿子樊小荣父子了解情况，果然如警方所料，樊中父子均一口咬定周春莲于1982年2月1日早5点多就离开了樊家，回孝义了。
于是，专案组先向两次向周春莲原籍公安局发函，了解情况。又在1982年9月、10月两次到周的亲戚家秘密查寻，均未见周春莲。之后，太原警方又派出一名法医，扮成普通民警的样子，陪同周春莲母亲到樊中家走访，这名法医借口洗手溜进了卫生间，通过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发现在卫生间的一些砖缝里面有疑似喷溅血迹，就此樊中一家人作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大。
专案组如此煞费苦心，是做给上级部门——山西省公安厅看的，没有省厅的支持，他们心里还是不托底。果然，在发现疑似血迹，并排除2月初周春莲返回原籍之后遇害的可能性之后，太原市公安局获得了搜查樊中家的权利。
警方进入樊中家之后，开始了仔细的搜查，很快，在他家的炉子里提取到其他几枚已经焚化的人类骨殖。进一步勘察现场，发现卧室和厕所等地方均留有血迹多处，且血型同周春莲的血型一致。
就此，警方认定樊家父子作案嫌疑重大！
4
然而，由于樊中是省政协行政处处长，警方仍然受到了一定阻力。直到1983年1月3日，警方才对二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樊中是处长，而他的儿子樊小荣当年26岁，是长治市二中教师。很明显，相对于已经步入老年的樊中，樊小荣杀人的可能性更大，毕竟通过走访附近邻居，警方得知周春莲和樊小荣之前的关系比较暧昧。
因此，警方集中火力猛攻樊小荣，樊小荣起初仗着自己父亲的权势拒不认罪，当干警们告诉他，樊中也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他才收起了自己的嚣张气焰。
在警方的政策攻心下，樊小荣断断续续交代了其杀害周春莲的犯罪事实：1978年，20岁的周春莲来到樊中家当保姆，樊中的老婆身患重病，不能自理，周春莲手脚勤快，将樊中老婆照顾的很好，家里人都很喜欢她。
樊中的儿子樊小荣在长治二中教书，假期回家后发现家里多了个美女。原来，周春莲年轻漂亮，虽然是乡下女孩，却自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很快就被樊小荣看上了。樊小荣施展风流手段，很快将周春莲哄到手，两人在家里多次发生性关系。很快，周春莲就在1980年6月和1981年4月两次怀孕，在樊小荣的哄骗和威逼下，周春莲先后流产。
然而，让周春莲没想到的是，在此期间，樊小荣已经变了心。原来，樊小荣和父亲樊中说起周春莲怀孕的事情，樊中大发雷霆，觉得自己是堂堂干部家庭，找一个乡下的保姆当儿媳妇成何体统。他马上叫樊小荣周春莲断绝往来，并马上找人介绍城里姑娘给樊小荣。
很快樊小荣又结识了太钢医院的李某某，这是位城里姑娘，打扮入时，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很快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樊小荣将周春莲抛到脑后去了。
周春莲得知消息后，与樊小荣大吵大闹，她觉得自己已经前后三次怀孕，早已经是樊小荣的人，如果不能嫁给樊小荣，这辈子就完了。因此这次无论樊小荣怎样百般哄骗，周春莲都拒绝去医院打掉孩子。见甩不掉这个包袱，早已经失去耐心的樊小荣就产生了杀害周春莲的念头。
1982年1月3日晚6时许，樊小荣乘周春莲服胃药时，将预先准备好的氰化钾放入周春莲的胃得宁胶囊内，这是他在1981年7月从山西农学院实验室的管理员任卫东要的剧毒药品。周春莲吃下后当场死亡。
当天夜里10多，樊小荣将周春莲的尸体抱到其家厕所内的洗澡池里，用菜刀将尸体分解为头、四肢、躯干8块，同时还从周春莲的肚子里拿出了一具已经基本成型的女婴尸体，然后分别放于周春莲的床下和自己的床下。之后的两天半，他又将肢解后的四肢躯干砍碎，然后一块块地在厨房的火炉里焚烧。
焚烧头骨时，由于炉口小头骨大，而无法完全烧掉，他就用斧头劈，但仍然没有劈碎。他怕连续焚烧尸体的味道惹人怀疑，又觉得觉得颅骨已经损毁的如此严重，不可能有人能够认出来，于是便将周春莲的头骨装在书包内带到太原煤管局宿含，扔到9楼与11楼之间的夹缝里。此后，樊小荣又将周春莲的棉衣拆掉，扔到赵庄、新村等处的马路上。
樊小荣这一系列行为樊中都是知情的，但他并没打算出卖儿子。樊小荣对碎尸、焚尸现场作了灭迹处理后，又和自己父亲向外放出风，制造了周春莲回孝义探亲时失踪的假像。为了装的更像一点，他之后还到处散发寻人启事，大造舆论。仿佛他才是受害者，而周春莲反而忘恩负义离家出走。
等到后来公安机关找上门来，樊小荣和父亲樊中订立攻守同盟，樊中为了包庇儿子，多次向公安机关出具伪证。此时，樊小荣已经回到长治继续教书去了，但父亲樊中利用信件不断将太原公安的动向告诉樊小荣，为了避人耳目，樊小荣和樊中相互之间寄信时写假地址、假姓名，而信件则让别人转递。
太原市公安局专案组在查清樊小荣杀害周春莲的犯罪事实后，于1983年1月14日将樊小荣逮捕。1983年8月23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樊小荣死刑，判处包庇犯樊中有期徒刑7年，判处提供毒品犯任卫东有期徒刑3年。
在临刑前，樊小荣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知道公安人员是怎么找到他的，主办周春莲案件的警官告诉他：“有个高人，把你烧掉的头骨复原了。”
“啥叫复原？”樊小荣一头雾水。
“就是让周春莲活了过来……说了你也不懂！”正是这位警官，几天后代表太原市公安局，将一面绣有金色大字的锦旗，送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颅骨复原技术精，协助破案建功勋”，而张建军关心的依旧还是那件事：“你们能帮我申请到上刑场测量死者面部软组织的厚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