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群经之首，《道德经》是万经之王，《论语》是孔子主要言论的辑录。但《易经》是普遍认为的中华文化的源头，是道、儒两家的共同经典。
虽然老子和孔子都从《易经》里汲取营养，发展方面却大相径庭，甚至在根本问题上发生冲突，根本原因在于《易经》一言万端，见仁见智。老子是帝王师，当然站位更高，他是站在帝王的立场来审视这个世界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再说透彻一点。
古代的学校是朝廷创办的公学。公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官师合一；而是政教合一。所谓官师合一，就是公学没有专职老师，所有的老师都是由朝廷官员兼任，学生也都是王公贵族子弟，百姓子女不得入学。公学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所谓政教合一，学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场所，而是政治统治和伦理教化合二为一的王庭从属机构，春秋之前不见私人著述，其原因就在于出版为官府行为，私人无权出书。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官学下移，于是私学兴起，百家争鸣，私门著述。
老子是史官，西周时期的史官依然保留着上古“沟通天人”之职责，只是到了秦汉之后，史官的职责才开始慢慢向“专史”转化。老子正处于从“巫史”向“政史”转变时期，因此老子除了君王师的身份外，还身兼君王政策历史顾问之职。
孔子的先祖虽是宋国大夫，和鲁国将军，但因是“野合”而生，故没得到公开承认。孔子不甘心，恢复其名分的渴望一直伴随着他的青少年时期。所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也一直是孔子的志向所在。
因此，在理解《易经》的意义上，老、孔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不同。老子作为帝王师，他顾及的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告诉君主“圣人”应该如何如何。整部《道德经》5000余言，不算“侯王”等相关名称，仅“圣人”一词就出现过30余次。
而孔子的全部政治目标是克己复礼，希望社会回到周公时代，所以他主张周礼，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不是老子的“道法自然”之“道”，而是“周礼之道”，因此他总是告诉学生说：君子应该如何如何。
看到了吧？一个是教君主要如何如何，一个是教臣民要如何如何，不是什么高下的问题，而是对话的对象不同，根本出发点不同。
因为站位不同，对话的对象不同，所以老子不离自然规律，宇宙法则，人间智慧，是天地、地道、人道，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一句话：只有惟道是从，天人合一，才能民心向善，天下太平。
而孔子呢，在老子之后，终于读到了《易经》，而且是“三易”中的《周易》，司马迁说文王“蓋西伯拘而演《周易》”，由“盖”字，我们得出，文王演习八卦是司马迁推测的。既然文王都演习八卦，那一定为孔子所推崇。故从维护周礼的立场，对《周易》进行了加工改造，使之在切合周礼思想的基础上，更具哲思性。他注重的是伦理纲常，人伦礼法等。
因此在孔子看来，维护人伦纲常的礼，恢复周礼才是第一要务，反映在《论语》上，就是仁政、德政，尊尊亲亲等思想主张。他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准绳，即宗亲关系的维护和君臣关系的维护以及个人应该如何修身齐家以尽忠孝的道理。
那么，《道德经》和《论语》哪个更好？白菜萝卜各有所爱，要想跟风随大流，短平快，《论语》是首选；要想深究一些，《道德经》是首选。所以很赞同南怀瑾老师的说法：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杂店。
最后借用黑格尔的话结束吧：孔子是世间的智者，老子是真正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