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通过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金保和包惠僧的回忆录，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大致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时武汉的普通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是一种什么生活水平？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我们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穷到只能靠吃大闸蟹度日了？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月薪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块钱。”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成这样——
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
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
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5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
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
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
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
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
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
又如在北京：
“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和14.5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到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
与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还写到：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包惠僧在回忆录中继续写到：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8块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就是在导师和博士生之间也仍然普遍存在。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
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
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药店，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作品《寻乌调查》：
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么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文章中这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
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万恶旧社会”的杭州石板路步行街。
“万恶旧社会”的山丘、宝塔、美丽的西湖、五光十色的游船、友善的人们……
“万恶旧社会”的杭州的农家姑娘。
“万恶旧社会”的地里忙活的男孩。
“万恶旧社会”时在花生堆里玩耍的男孩。背后的碉堡显示是在战争状态下。
“万恶旧社会”的壮年汉子在劳动。
“万恶旧社会”的先生
“万恶旧社会”农闲时放牛的村民。
“万恶旧社会”的田间地头，农夫聚在一起闲扯休息。
“万恶旧社会”的杭州街景。
“万恶旧社会”的杭州街景。
“万恶旧社会”在西湖边洗衣的当地百姓。
“万恶旧社会”的急救站和医院入口。大门两旁是碉堡。
“万恶旧社会”杭州营区里美军士兵和中国女孩合影。
“万恶旧社会”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及其它建筑。
“万恶旧社会”苏州河船上的娱乐活动——打麻将。
悉尼·格林伯格正在为蒋介石拍照。面对众多摄影师，蒋介石唯独对着他的镜头微笑（图片提供，菲利普·格林伯格）
“万恶旧社会”成都繁华绸缎商铺街的入口。
“万恶旧社会”成都华西协和医院。
“万恶旧社会”华西协和大学（威廉•迪柏摄）。
图为“万恶旧社会”的昆明，其中一道城门外拍摄的集市场景。拥有六道门的昆明古城墙建于公元8世纪。
“万恶旧社会”市区一栋大楼墙上张贴的海报和新闻。
“万恶旧社会”滇池附近餐饮店和小贩比比皆是。小伙子好帥氣啊！
“万恶旧社会”那时候的高富帅！自行車堪比现在的奔驰、宝马。
她本來就很美，质朴、干净、人文、健康！
全世界都愛她，她的芳名叫——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