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光荏苒，马玉林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这时却是他一生中步法追踪技术达到高峰鼎盛的时期。赤峰地区行政区划分发生变动，市、县分开以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追踪技术更适用于农村和牧区，将他分配到赤峰县公安局治安股任追踪技术员。不过，市公安局每遇到适宜追踪、足迹鉴定及其它重大疑难的案件，还是要他参加侦查工作的。他连续侦破了许多大案和要案。至于由他侦破的一般刑事、治安案件或其它未经立案的案件，更是数不胜数。
马玉林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一些老同志估计，经他用追踪和足迹鉴定技术侦破的案件，约占县公安局破案总数的一半以上。
马玉林的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以后，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党支部责成杨峻岐和杜鸿勋作为他的培养人。
这天中午，县公安局食堂里熙熙攘擦，特别热闹。食堂的伙食改善了，做了对夹，人们显得比平日活跃多了。“对夹”，是赤峰地区的一种风味食品，就是在小烧饼里夹上几片猪头肉，吃起来又香又酥。人们一边吃着一边连连称赞说:“好吃，好吃！”
马玉林也走进食堂，朝着端着对夹和菜汤的人们看了眼，然后把脸凑进卖饭口:“喂:还有别的吗?”
“什么别的?”炊事员笑中含嗔道，“老马，别人都限数，对你特殊；多卖你几个对夹。”
“不，你把昨晚剩的饼子卖我俩吧，再来碟咸菜。”马三林说着，递进去几张红红绿绿的钱、粮票。
炊事员一见，真的生气了:“我说老马，你也太小抠儿了!你要攒钱盖大楼呀?”
马玉林苦笑一下，依旧坚持着。炊事员叹了口气，只好依他，拿过两个苞米面饼子和一碟咸菜，总共才收了他一角钱。
马玉林端着饼子和咸菜，放在桌上，返身又到饮水桶边接了一碗白开水，坐在那个角落里，低着头，默默地吃起来。
他小抠儿吗?是的，县公安局大院里很多人都知道，老马头在生活上节俭得有些过份。他长住独身宿舍，除了食堂的一日三餐，还有偶而到街上买点廉价的烟叶外，几乎再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了。他穿的是家做的棉袄和鞋袜，到公安局好几年后才穿上警服和皮鞋。其实，他也穿不了新衣服。一套好不容易做成的新衣服，他穿在身上到现场这里一跪，那里一趴，泥水、污秽的地方从不躲避，越脏的地方越去(他说那是坏人常走的地方)，几天功夫，新衣服就变成旧的了。那台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成了他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
能从那里面听到几段京剧，便是他最大的艺术享受了。他本来是个刚强的人，可是那一次竟会为会计搞错十元钱的帐目而暗地垂泪，这使一些人感到不解。
然而，深知内情的人知道，马玉林生活上如此节俭，除了有大半辈子餐风宿露的放牧生活所形成的习惯因素而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现实原因。老伴的眼疾、儿子的脚病都需要治疗，还有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也都需要他来供给。每月刚开过工资，他的女儿振英就来到宿舍，把绝大部分钱拿走了。有时钱不够用，老伴还亲自来，向他诉苦一番；不如意时，还抢白他几句。
马玉林最牵肠挂肚的，还是儿子刚子。他虽已成年，用顽强的毅力克服残疾带来的痛苦和不便，能干各种活儿，可是，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呢?马玉林深感对不起儿子。他决心省吃俭用，积攒一些钱，让儿子成个家。家乡有个姑娘患了结核，生命垂危。马玉林知道后，用辛辛苦苦节省下的钱帮助她求医治病，前后花了上千元，终于拯救了她的生命。她感激马玉林的恩德，做了他的儿媳妇。这样，才使马玉林愧疚的心得到一些慰藉。
马玉林就是这样，在家庭牵累、长年撇妻离家住县公安局的困难情况下，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2
马玉林正在吃着，有人走过来，把盛着几个对夹的盘子放在他的面前。他抬头一看，是杨峻岐。
“你……”马玉林有些不好意思。
“这是我给你买的，尝尝吧！”杨吱笑着在马玉林身边坐下来，“老马，组织上每月补助你那十元钱，是让你打入伙食里的，你怎么不吃呀?钱又给家了?”
马玉林没回答，也就是默认了。他拿起个对夹咬了一口，嚼了嚼，真香。
杨峻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身体可就完了，还怎么为党工作呢?我听办公室的同志说，他们已经研究了，以后每月的补助费不再发给你了，直接交到伙房，让他们监督你，你不吃也得吃!”
仿佛一股暖流通过马玉林的全身，他的两眼模糊了。
“老马，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杨峻岐向前靠了靠，语调变得严肃了：“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研究过了，很有希望!”
马玉林停止了咀嚼一下，他觉得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
“不过，”杨峻岐继续说，“入党前还要通过一些必要的程序。你是个先进工作者，是在盟里和区里都有名的追踪能手，很有影响，所以组织上在考虑你入党的问题时也特别看重。县委书记都很关心这件事，他明天要和你谈谈话，你思想上做点准备。”
马玉林听了，心里一惊:“县委书记！他要和我谈什么？”
“就是你对党的认识呗，还有家庭、个人历史上的一些事。”杨峻岐解释了一番，最后叮嘱说：“你不要紧张，有什么就说什么。谈了话，你入党的事就差不多啦!”
“好，好……”马玉林答应着。
杨峻岐见马玉林似乎理解了，才放心地走了。
一石击起千重浪，马玉林的心不平静了。那对夹虽然香酥可口，他只吃了一个就再吃不下去了，把剩下的连同苞米面饼子一起拿回到宿舍，留作晚餐。
这天整整一下午，马玉林都是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精状态下度过的，他感到忐忑不安。虽然杨峻岐给他做了解释和指点，但他仍然感到迷惘甚至恐惧，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入党的事要惊动县委书记，不知道他将要同自己谈些什么，问些什么。县委书记就是全县职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物，为什么自己入党非得由他来过问呢。
傍晚，迟归的乌鸦飞过公安局的上空，“呀、呀”叫着回巢了。二号宿舍透出了橙色的灯光，同住一室的人都到别的屋打扑克、下象棋去了。屋里只剩马玉林一个人，头枕在炕里的行李卷上，两眼望着天棚，陷入沉思：共产党里，能要我这样的人吗…
往常，如果没有案子和会议，这是马玉林感到最惬意的时候。躺在热炕头上，寒腿的酸痛可以减轻；打开收音机，能使他在戏曲和管乐的艺术海洋中漫游。可是现在，他的心全被明天上午将要进行的那场关键性的谈话占据了。
没有共产党，不要说我这个土埋半截的羊倌能当上人民警察，受到群众尊敬，一家人有了温饱，恐怕连我这条老命也早就断送在土匪手里了！因为共产党好，我才要求入党。可是，我这样的人也能人党吗?在旧社会虽然我被地主、警察、土匪剥削迫害过，可是，我也是个有罪的人啊。
以往的一幕，又浮现在马玉林的脑海。
十多年前的一天，当了伪“大团”团员的马玉林忽然接到命令，要他去追踪一个偷羊的人。
三十六岁的马玉林参加“大团”，实出于被逼无奈。他懂，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之所以看中他这个穷羊倌，无非是因为他有一手高超的追踪技术，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工具，为保护他们的财富效力。不过，马玉林进了“大团”，好像自己也有了一种地位，获得了安全感，他和他的一家人不必再为地主的刁难、警察的欺侮和土匪的惊扰而担心受怕了。于是，也就在大团里干了下去。
他接到命令后，照例顺着那个偷羊人的足迹追了下去。那只羊是一个地主家的，马玉林虽然追着，心里却不大情愿；可是，后面有失主和“大团”的头头紧紧跟随，自己又是专门干这个的，不追怎么行呢?
眼看要追到尽头的时候，他的脚步渐渐放慢了。前面几户东倒西歪、破烂不堪的土房，一看便知道是穷人家。
他心里很清楚，羊是住在这里的人偷去的。
马玉林的脚停下了。
“怎么不走了?”丢羊的地主在后面问。
“脚印…看不清了。”马玉林支吾着，转过身，眼睛故意向别处搜寻着。
“去***的!”那个地主并不傻，狠瞪了他一眼、伸手指向前面，对“大团”的头头说：“就这几家，搜!”
如同几只恶狼闯入羊群，一片惊叫……
很快，偷羊的人被抓住了。马玉林看出，那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庄稼人。他受到了拷打。
马玉林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偷羊的人被抓的时候，向他投过来的那充满惊恐和愤怒的目光，还有他被拷打时发出的一声声凄厉的呼喊。
显然，那个人认识马玉林，是他把“大团”的人和地主带到这里的。
马玉林不敢再看，躲到一边去了。
那个人是贼吗?他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逼，实在没有法子，才去偷了那只羊啊。正像之前那个男孩子偷走了苞米一样。他们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吗?唉，这是被逼到了那一步，要不怎么活下去呀!
马玉林过去总认为，自己追踪抓贼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他知道了，作贼的并非都是坏人，抓贼的也并非都是好人。他帮助人家抓了那样一个不是坏人的好人，也就成了坏人，一个有罪的人。
一年以后，他脱离了“大团”，回家种地去了。
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土改，马玉林才懂得了什么叫剥削，懂得了旧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他脑子越是清醒，就越是为那件事感到悔恨和不安。
事情毕竟过去了二十多年，往事变得模糊了，淡薄了。马玉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要重新回忆起这段痛苦的经历。他无法把心掏出来给人看，那段参加“大团”一年的历史却像一个包袱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致使他失去了信心：像我这样一个人，还能参加那个伟大的组织吗?明天就要和县委书记谈话了，我怎么说呢？
翌日上午，马玉林神情紧张地出现在县委书记面前。他拘束地坐在那里，等候对方发问。县委书记同他聊了些家庭、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事作为开场白，然后神情变得严肃了，话锋一转问道：“伪满的时候，你在大团里干过一段？”
马玉林的心“咯噔”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啜嚅着说:“干…过，一年。”
“你是怎么入的大团?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以后还去过哪里？
在一句接一句语调严峻的追问下，马玉林惶乱不已，东一句西一句，答非所问，支支吾吾，后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县委书记是大忙人，这场谈话好歹结束了。马玉林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
县委书记找来杨峻岐，严肃地说:“马玉林这个人对党不忠诚，现在不能发展他，再考验考验吧!”
谈话的结果大出杨峻岐的意料，他感到既失望又懊恼，抹身就去找马玉林，气愤地问:“老马，你是怎么说的呀?”
马玉林愧赧满面，无言以对。
“过去的那些事，你怎么干的就怎么说呗，为啥不讲呢?为啥还说谎呢?”
“我寻思”马玉林干咳了两声，“要是把过去的那些事都讲了，我还能入党吗?他是县委书记，说了算呀!”
“唉，你这个人呢!”杨岐急得直躁脚，“过去的那些事，你不是都给我讲过了吗?还对他瞒着干啥?这回可好了，你落了个…”杨峻岐咽了口唾沫，鉴于组织纪律，他才没说下去。
入党培养人抱怨、嗟叹不已，马玉林自己也对入党失去了信心，这件事便撂下了。他这个已经六十多岁的人，还要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在那个年月，事就是这样古怪:明明马玉林已经将自己过去的经历——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一一都对政治协理员、入党培养人全盘托出了，可是仅仅因为没有在县委中记面前复述一遍，他便被加了个“隐瞒历史”、“对党不忠诚”的坏名。它像一块顽石，横在马玉林的前面，阻止他迈进党的大门。
3
然而，在刑事技术方面，马玉林开始走向全国。
马玉林对人的足迹和步法的识别，不仅仅停留在性别、年龄、身高等一般水平上，而是达到了更加具体和精确的程度。那次在火车站广场，他能运用步法鉴定，于事隔三年之后，在意想不到的场合擒获犯罪分子，靠的就是炉火纯青的硬功夫。早在他十几岁放羊的时候，就开始琢磨羊的蹄印和人的足迹，那其实是在以天地为实验室，以羊群和行人为研究对象，数十年如一日地攻研着痕迹学、刑侦学。在他那独特的自成一体的步法追踪技术中，荟萃了光学、力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掌握在马玉林手中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是一门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所证明了的真正的科学。
随着年岁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实践的磨砺，特别是进入公安机关从事专业侦查工作以后，他对步法追踪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使他攀登上了没有谁能同他比拟的高度。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步法追踪技术的专家！
那么，马玉林在外地表演中就没出现过差错吗?有的，在人们的记忆中，曾经有过一次。
那是在一个郊区，表演设计者搞了个模拟案，在事前把“赃物”——用一个木箱装了许多石头，然后钉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让马玉林追踪搜寻。
马玉林顺着“罪犯”的足迹追踪，最后来到了埋藏“赃物”的地方。
“就是这，”马玉林指着一处地面，信心十足地说：“挖吧!”
人们扬锹举镐，用不多时间便挖出一个大坑。可是，使大家惊异的是，那坑里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
“这回老马头可演砸了!”人们悄声议论，都很惋惜。
马玉林也愣住了，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其实，更感到惊诧的是这个模拟案的设计者们自己。头天晚上，他们明明将那个装着石头的木箱埋在这里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这下子，假案变成了真案。
经过侦查，不久便有了结果。原来，那个木箱被一个住在附近的妇女偷着挖走了。昨天傍晚，她在不远的地方挖野菜，看见几个人将一个木箱埋在地里，然后走了。她以为木箱里装着什么有用的东西，当天晚上便将木箱挖出来搬走。
事情弄清楚了，证明马玉林这次仍然没有搞错，他还是个胜利者。
马玉林的大名传到北京了，当时的公安部长，后来投靠“SI人帮”的那个人指名要他去作表演，想亲自看看这个追踪能手的本事。
远离闹市的北京清河警犬队，除了偶而的几声犬吠，倒也显得安谧宁静。院子里，一长趟排列着十七八辆高级轿车，表明今天有大人物来到这个平时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
不错，以那个部长为首的公安部高级官员们，要在这里观看马玉林的步法追踪和鉴定表演。
对于追踪和鉴定表演，除了介绍经验和教学示范的需要而外，马玉林一般是不愿为之，甚至是有些反感的。他总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安警察，是战士，而不是演员，与其破十个假案，不如破一个真案有意义，何况在有些人出面组织的表演中，包含着对他不相信的意味。可是，他人微位卑，身不由己，也无法区别出哪些表演确系工作上的需要，哪些表演仅仅是为了满足大人物们的好奇心。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认真去做。他带着学生苗春青去了。
今天，公安部部长看表演，观众的级别大大升格了。可是，那些表演项目对马玉林来说，照例是他做惯了的一套，已经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了。
警犬队有一块菜田，菜田西边是一块空地，四周是房屋和果园，表演就在这一带举行。这一次，模拟案的设计者搞了一个“盗窃案”。两个人抬着从仓库里“偷”出来的东西，忽而急走，忽而越墙，忽而制造种种假象，逃之夭夭。马玉林循迹追踪，一气追出了三里地，干净利索，“贼”、“赃”俱获。
公安部长和他的同事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表演后，公安部长和副部长、三局局长等接见了马玉林和苗春青。马玉林穿着那套藏青色料子服，那是赤峰县公安局特地花三十元钱给他做的。马玉林平时不爱穿它，因为妨碍他无拘无束地搞侦查；只有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他才不得不在别人的提醒下把这套衣服穿上了。
但是，一套好一点的衣服掩盖不住他那敦厚朴实、风尘仆仆的劳动人民本色。
公安部长望着马玉林，许久未发一言，在脑子里转着念头。虽然刚才的表演他都看到了，但他仍然不能相信，眼前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乡村老头，竟会有那么大的神通。
马玉林也看了一眼部长。他已经见过场面，会过不少大人物，远不是在红山脚下面对一个盟委书记那样感到拘束了。此刻他心里在想：嗯，这个人就是部长了。从我做为一名警察来说，最大的上级就是他了。可是，这人的脸怎么显得冰冷，光用眼盯着我却不说话呢?
还是一位局长打破了沉默，问马玉林:“步法追踪，适用于什么地方?”
马玉林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奇怪，人都是在地上走路的，步法追踪当然也就适用于地上呗！土路，沙子路，草地，砖地，水泥地…什么样的地面我没追过?难道这也是个问题?
正当马玉林在脑中搜索有限的语汇，想着该如何回答的时侯，一旁的苗春青反应快，替他说话了:“适用于我国北方的土地。辽宁，山东，山西，河北…都可以。这些地方都派人到咱们内蒙学习过。听说南方降雨量大，街道路面比较狭窄，用起来可能有些困难…我们没去过，说不好。”
“喂，你过来，”公安部长那似乎僵滞的脸蠕动了，张嘴说话了，伸手指了指马玉林，然后走到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站定：“这里还有两趟脚印，是我这些警卫员里的两个人踩的。你鉴别一下，是谁?”
马玉林现在才明白，公安部长好久没说话，是因为还在打着他的主意，要继续考他。他看了看地面上的两趟足迹，然后抬头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警卫员们。警卫员倒不少，有十多个人呢。他们也都像那个部长似的，脸上不带表情地望着他。
那次在红山脚下表演时，马玉林能从五百多人中辨认出三名“凶犯”，今天要他从十多人中认出两个人，按说应该是极容易的事。不过，今非昔比。当年在红山脚下观看表演的最大的干部是盟委书记，现在近在咫尺，板着面孔观看表演的却是公安部长，现场气氛的紧张严肃程度，不亚于红山脚下那一次，可不能出现差错呀!
马玉林想到这些，心里未免有些紧张，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他仔细看了其中的一趟足迹，然后又看了一个接一个在他面前走过的警卫员们的步法，怎么也不能确认。最后，他得出结论:踩下那趟足迹的人，并没有在那些警卫员中。
“怎么样呀？”公安部长眨了眨眼睛问道。他发现那个老头沉吟不语，自己把他考住了，不禁有几分得意。
马玉林没有回答。忽然，他向在公安部长身边站着的一个身材较高的人望去，心中一动，伸手指向那人说:“踩这趟脚印的不是警卫员，是他!”
那个人看了看部长，部长也无可奈何地回了他一瞥，然后又问:“还有那一趟脚印呢?”
马玉林想:这么说，认对了！可是这些大人物连说话也吝啬，认对了也不承认一句……他走过去，看了看另一趟脚印。显然，这趟脚印也不是什么警卫员踩下的。他两眼飞快地向部长的脚上看了看，说:“部长，你不必走步了，那趟脚印就是你的!”
“行，你都认对了。”部长的脸上这才微微露出一种带着复杂意味的笑容，不知那是满意，还是失望。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赤峰本是地处祖国北疆的比较偏远的一个小城，在全国众多的名城中是排不上号的。可是，由于出了一位追踪专家马玉林，使这个小城在全国公安干警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圣地”，一批又一批有志于学习步法追踪技术的人来到赤峰或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向马玉林请教。马玉林过去作梦也想不到，他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名字还写不好的大老粗，忽然一下子有了好几百名学生。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常常将本地区侦查难以深入下去的大案、要案现场上的犯罪分子的足迹，用照片、石膏等形式寄到赤峰，请马玉林鉴定。不过，这些大多是单个足迹。
想一想吧，仅凭一枚足迹就对一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步法、体态甚至所从事的职业进行鉴定，把这个人给“画”出“像”来，这是容易的吗?可是马玉林想到，现场上的足迹常常是犯罪分子遗留下来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罪证和线索，做好单个足迹的鉴定，对揭露和打击刑事犯罪太重要了。求援的单位破案心切，对他寄予期望，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取得突破。于是，他和苗春青等人一起，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上海市在一段时间内，曾发生好几起歹徒入室盗窃案件。公安部门经过综合分析，认定这几起案予是同一个犯罪分子干的，便并案侦查。可是，一直没有破获。他们将在现场上提取的犯罪分子的足迹拍成照片，寄给了马玉林，请他鉴定。
马玉林对这个人的足迹反复研究分析，最后寄回了他的鉴定结果:身高一米七，体态不胖不瘦，职业是电工或消防队员，有登攀能力。
过了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这个犯罪分子捕获了，证明马玉林所鉴定的各项都是正确的。这个犯罪分子是个已经被开除的消防队队员。
南京市一家电影院发生盗窃案，犯罪分子在入口处的桌子上留下一枚长二十六公分的军用解放胶鞋足迹。南京市公安局通过照相将这枚足迹提取后，送交马玉林，要求分析犯罪分子的性别、年龄、身高等项。马玉林寄回的分析鉴定结是：这个犯罪分子为男性，年龄二十五岁上下，身高一米六四左右，体态中等，可能是复员军人。南京市公安局对马玉林的鉴定结论很重视，按照它进行摸底，仅三天时间就找了犯罪分子。
北京维尼纶厂发生一起盗窃案，放在金柜里的七百元现款不翼而飞。公安部门查现场时，在犯罪分子出去的地方发现了留在凳子上的两枚塑料凉鞋的足迹，照相提取后送马玉林鉴定。后来，以他的鉴定为侦查线索进行排查，很快便抓获了劳教分子张某某。
除上海、南京、北京外，马玉林还为辽宁、吉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宁夏、青海等地公安部门送来的很多单个足迹作了鉴定，给犯罪分子“画像”。破案后证明，除少数在年龄上有所差异外，其余在性别、身高、体态、行走姿势等项方面都基本准确。在十几年内，马玉林、苗春青等人收到外地和本地区送检的石膏、照片等单个足迹以及有关的物证，涉及约一千二百多起案件；破案后证实，经他们检验鉴定后所提供的侦查范围、方向，在其中的七百多起案件中起到了作用。
不少专家来为马玉林代笔总结经验了。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早该这么做了。马玉林积极配合，恨不得下子把脑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让人们把他那些经验变成文字写到纸上，再印成各种大本子、小册子。他没想到自己的那些经验也能印成书，发给人们学习和研究。那些书上没有他的署名，没有他的版权，也没有他一分钱的稿费或其它形式的报酬。他完全是心甘情愿，无偿奉献的。他反而感到愧疚，要是自己也能写，就不必麻烦别人了。
不过，马玉林感到困惑的是，书上印的那些文字往往变成了另外的一些话，变得复杂了，繁琐了，使他变得陌生了。还有那么多的名词，那么复杂的理论，那么玄妙的解释。他本来只消看一眼便极清楚的事情，变成文字落在纸上，却没完没了地写出几大篇，反倒使他糊涂了。那是不是他的东西呢？他也说不清楚。他相信科学，信服理论，承认自己没有文化是个最大的欠缺，因而也就更加痛恨旧社会，同时也对自己的技术和经验被人们承认、认识过迟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既欣慰又痛苦，既振奋又焦虑，既慷慨又内疚，这便是马玉林内心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