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4年的深秋，马玉林和苗春青经上海来到了南京。
南京，山环水绕，虎踞龙盘，是有名的古都，同样是马玉林早就想来的地方。可是，他们到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一连下了两天。他们哪儿也不好去，便待在招待所里休息。
马玉林的追踪技术，引起了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张科长的极大兴趣。他向马玉林问这问那的，连连请教。马玉林笑道:“步法追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们还要在这儿呆几天，再有案子，就吱个声吧，我破给你看。”
事也凑巧，第二天，南京师范学院便发生了一起很不一般的盗窃案：水房、盥洗室、厕所等处的几十个水龙头，在一夜之间全都不翼而飞。
这个案子，使公安局的张科长感到蹊跷，又有些哭笑不得。要论被盗物品的经济价值并不算大，但是影响很坏。水龙头一下子丢了那么多，用水成了问题，使大学生们的生活突然失去了常规，狼狈不堪。再说，犯罪分子作案手法熟练，行动迅速，显然是个老手。这样的案子不破哪儿行呢！
张科长来找马玉林了:“马老师，有案子了。”然后讲了案情，问:“您还想去看看吗?”
“去看看！”马玉林笑道，“我答应了的事，还能不算数？”
马玉林带着苗春青，随着张科长等市公安局的同志来到师范学院，看了那些丢水龙头的地方。
“真怪，”苗春青嘟囔着，“把好好的水龙头都拧下去干啥呢?”
“卖铜呗！”马玉林气愤地说，“没想到，在大城市里还有这样的损贼！这小子真坏，非把他抓住不可！”
学院的师生听说公安局来了人，有那些好奇的纷纷赶来观看。有人见许多公安人员围着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转悠，他成了中心人物，便纷纷猜测:“这是局长？从年龄看够了。”
“不像，你看他粗手大脚的，一点儿没派，倒像个扫街的！”
马玉林听着人们七言八语的议论，只当没听见，专心一意地勘查、圈踪。圈踪中，发现了作案者的足迹。据他判断，此人男性，三十岁上下，身高一米六七，体质较好。
紧接着，他循迹追踪，发现盗窃分子径直向学院的院墙逃去，从一排木栅栏下面的空间钻出去了。他紧追不舍，追出学院，奔向东南。可是，前面是一条用密密麻麻的石头挤在一起铺成的路，那些石头多少年来经过人踩车辗，变得十分光滑，难留足迹，无法再追下去了。
“唉！”马玉林望着石路长叹一声，停下脚步。他清醒地意识到，人口密集、现代化的大城市毕竟不同于内蒙的农村，条件变得苛刻而严峻了；步法追踪技术也并非万能，是要受一定客观条件限制的。使他遗憾的是，“水龙头事件”要成为一件悬案了。
马玉林回到招待所，郁郁不乐。他感到，当初自己对张科长说的话有些过头。
苗春青有些不以为然，说:“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足迹中断，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马玉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可是，两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个废品收购点接待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他一下子拿出几十个铜水龙头，还有铜水壶等物要卖。那些水龙头都是好好的，完全可以使用，为什么要当废旧物品出卖呢？收购点的同志警惕性很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及时赶到，并传讯了他。那个人却拒不交代。在那个人的住所里，又发现了许多可疑的旧衣物。经师范学院住宿学生验看，都是他们以前丢失的东西。经过辨认，那些水龙头也是师范学院丢失之物。赃证确凿，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据此认为，这个人极可能就是偷水龙头的犯罪分子。但公安局负责同志很慎重，为了进一步验证，又把马玉林请来了。
这时，天已经黑了，公安人员打着一盏灯，陪同马玉林观察那个卖水龙头的人走过的一行足迹。看了一会儿，马玉林摇了摇头。
“怎么，不是他？”公安局的同志很感意外。
“不是。”马玉林手指地上的足迹答道，“你们看，他的足迹比现场上的足迹大，步法也不一样。偷水龙头那家伙是大外八，可他是小外八。”
“可是，罪证都有了，他还偷了不少学生的衣服呢！”
“那也不是他。”马玉林坚持着，沉吟片刻又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别人作案偷盗，由他去销赃呢？”
公安局的同志觉得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再说，为什么一直拒不交代问题呢?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决定，再传讯卖水龙头的人。
在强大的政策攻势和罪证面前，卖水龙头的人终于作了交代。原来，到师范学院偷水龙头的，是一个和他经常在一起鬼混的朋友，那个人常把偷来的东西交给他处理，从中渔利。那个人与他的妻子有染，他怕说出那个人后会把这个肮脏的关系传扬出去，才一直顽抗不讲。很快，那个盗窃分子也落入了法网。
在南京短短的几天里，马玉林的追踪和鉴定技术连续在侦破两起案件中显示了威力，轰动了南京市公安局。过不多久，技术科的张科长便专程来到赤峰，向马玉林学习步法追踪技术了。
2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旷日持久的内乱——“WG”开始了。
马玉林在大半辈子放牧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内蒙草原上的风暴。那风暴铺天盖地而来，飞沙走石，刮得羊跌跌撞撞地“咩咩”乱叫。他也不得不闭起眼，匍訇在地上躲避。这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马玉林来说，由于天长日久，也都习以为常了。可是，这场政治风暴，却使他骇然了，震惊了。社会上的一切都乱了套，在作为专政机关的公安局里也有人造反了，夺权了，要“砸烂”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一个又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被残酷批判、斗争，史海滨被逐出了公安机关，改行经商；杨峻岐被押起来了，身受酷刑。就连马玉林自己这个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羊倌，在党的关怀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普通民警，也被诬陷，强加了许多罪名，甚至把他说成是“内RenDang”成员。
马玉林的一些同志，甚至包括过去曾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向他学习追踪技术的学生，此刻也都臂缠红袖标站在他面前，唾沫横飞地教训着、怒斥着他:“马玉林！你必须站在我们ZF派一边，揭发ZZ派、和ZZ派划清界限！”
“我不会写字，写不了大字报。”马玉林说。
“你还有嘴嘛，在会上用嘴说。”
“拙嘴笨腮的，我说也说不好。”
造反派们被激怒了，在群众大会上把他给“揪”了出来。他们口号阵阵，挥拳呐喊:“马玉林，你是有罪恶的！在伪满时期，你甘心充当地主阶级的狗腿子；解放后，你又忠实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到处迫害无辜群众。你是ZZ派树起的黑典型。现在，你只有起来揭发ZZ派，立功赎罪，才有出路！不然…”
在ZF派们声嘶力竭、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马玉林没有为他们的利诱而动心，也没有被他们的威胁所吓倒。他紧闭着嘴，不再说什么了。他像当年放牧时面对那些牲畜一样，保持着缄默。
他没有文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他认准了一条：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个人，也要诚实，要讲良心，即使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假话！
ZF派们黔驴技穷，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便悻悻地将他批判、申斥了一顿，转而去打派仗、攻大目标去了。
马玉林在烦躁之中，打开了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轻松下。可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不是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就是已经听腻了的“样板戏”。他骂了一声，伸手关闭了。电池用完了，他也懒得再换。
马玉林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大的困惑和痛苦之中。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秩序井然的社会，为什么要让它乱起来呢？把专政机关砸烂了，坏人岂不是要乘机作乱吗？难道过去我抓的那些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都抓错了吗？
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些问题，冒着被批判、斗争的危险，到商业部门找史海滨去了。
马玉林和这位前任刑警队长有着深厚的友谊。是史海滨把他推荐到刑警队，使他成为一名刑事警察，在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建功累累。他在刑警队里成了史海滨的有力的膀膊，即使他被分配到县公安局之后，史海滨还多次请他出现场侦查。他们的友谊是忘年交，是战斗中的情谊，患难中的情谊。现在，史海滨身处逆境，马玉林并没有忘记他，曾多次来看望他，把憋在心里不能对别人讲的话全掏了出来。他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笔钱，要为儿媳买台缝纫机，可是，在那个一切商品都无不匮乏的年月，他没有关系，不懂门路，怎么能买得到呢?后来，是史海滨带他解决了一张缝纫机票，才如愿以偿。
今天，他又来看望史海滨了。他见屋里没有外人，刚一坐下便问:“史队长，你说，咱们国家这是怎么了?上边的LD人是不是糊涂了?我们过去干错了吗?”
史海滨望着眼前这位纯朴、正直、刚强的老人，凄苦地笑。是的，马玉林虽然没有文化，但他的脑子是充满智慧的。许多被刑侦技术人员视为难解之谜的案子，他每每从个细微的痕迹和现象上着手，顺蔓摸瓜，便得以侦破。现在，面对这场“WG”，他却感到茫然了。他能把这样的话对自己讲出来，希望自己给他做出解答，可见他对自己是绝对相信的。然而，对这场异常复杂的政治运动，三言五语又怎么能说得清呢?史海滨思忖一会儿，只得做了回避，安慰说:“老马，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也不管有些人怎么说，建国以来公安工作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咱们过去抓的那些坏人都抓得对，你也是有功的人。你在公安局里待一天，就要当一天战士，可不能松懈了斗志啊！”
一番话，说得马玉林心里滚烫。他觉得有了底，点了点头。
他又去看杨峻岐了。杨峻岐在“文化大革命”中倍受折磨，遭受毒打，被造反派们长期关押，甚至停发了工资。他的“罪”名太多了。可是，马玉林却不避嫌疑，乘看守不严，偷着来看望他。马玉林还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入党培养人当成知心人。
杨峻岐一见马玉林，心里倏地一热:“老马…你这阵子可好?”
“我好，可你…唉！”马玉林伤感地叹了口气，把手伸进里面的衣服，摸索了一阵，拿出两张拾元券人民币，“这点钱，你拿着花吧！”
杨峻岐一见，喉头哽咽，眼圈儿也红了。他望着那二十元钱，感慨万分。马玉林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是最了解的。由于经济拮据，马玉林平时即使手头剩下一分钱，也要交到家里，去维持那一直在同疾病和贫穷作着斗争的一家人的生活。可是现在，他却把二十元钱拿出来接济自己了。
“老马，我不用…”杨峻岐将钱推了回去，“你把它贴补家里吧。”
“这钱你一定收下，算是我借给你的。”马玉林又将钱递了过去，坚持说，“你现在没有工资，我好歹也比你强呀！”
杨峻岐谢绝不成，只好把钱收下了。
接着，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杨峻岐身陷囹圄，难得有人来看他，此时见到马玉林，心情格外激动。他已经知道，造反派们对马玉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马玉林向他“反戈一击”，但马玉林始终没有对他“揭发”一个字。患难之中才更能考验和认识一个人呢！他深情地望着马玉林，说:“老马，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马玉林用粗糙的手摸摸下颏的胡茬儿，欣慰地笑了。是呀，他要的就是这句话。虽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要永远做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永远跟着党走。
3
社会动乱，世风日下，赤峰地区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多了起来。马玉林既没有跟着一些人去造反夺权，也没有待在一边悠闲避嫌，他仍然保持着旺盛饱满的战斗意志坚守岗位。即使县公安局这架“机器”不得不停下来，他这个小“零件”仍在运转着。哪里发生了案子，他就到哪里去，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警察的尊严，尽最大努力维持社会治安。
1967年10月，随着武斗升级，赤峰市内发生了第一起抢车案，一家医院的一辆小面包车于夜间在宾馆门前失踪了。
马玉林闻讯后，很快便和其他同志赶到了宾馆。
有个年岁稍大的公安人员问:“老马，码脚你没说的，码轮胎印行吗?”
马玉林微微一笑:“会推磨就会推碾子，一码事！”说完，他辨认了那辆小面包车停留在地上的痕迹。轮胎是新的，辙印清楚。马玉林看完了，招呼大家一声，然后坐上吉普车，循迹追踪。
“看样子，偷车人像个老手。”一个公安人员分析说。
你看，这车印挺直，开得不错呢！”
“不，”马玉林纠正道，“是个新司机。”
为什么能看出是个新司机？马玉林没说，别人也没问。这不是研究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追踪要紧。
追出赤峰后，那辆小面包的车辙往南下去了。追着追着，那崭新的轮胎印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消失了。路面上车辙印迹不少，一条一条的，可谁能辨得出哪一条是小面包车留下的呢？吉普车只好停下了。
马玉林下来看了看，指着两条模糊的辙说:“这就是。”
“不对吧？”那个年岁稍大的公安人员摇摇头，“那是旧轮胎印呀。”
“不旧，是它沾上土了。”马玉林笑着解释，“把土甩掉，车印就变新了。”
人们半信半疑，照着马玉林的意见，盯住那两条模糊的辙印继续追踪。果然，正像马玉林说的那样，那辙印不久又变得清晰了。
大家估计，在这个地区，偷车人的去向有三个地方:平庄，宁城，敖汉。为了争取时间，他们追踪一段后，用电话同这三个地方的公安部门联系，要求他们配合搜捕，当天终于在敖汉截获了那辆小面包车。原来，偷车人是赤峰二中的吴某，并非什么老司机。
从此，大家才深信，马玉林辨认痕迹的才能不仅仅限于人、畜足迹，而是多方面的。第一件抢车案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气焰。
一天深夜，马玉林正在熟睡，忽然被人叫醒了:“老马，快！有案子。”
马玉林翻身坐起，穿上衣服，快步走进值班室。看看墙上的挂钟，是下半夜两点。
原来，报警电话是从大营子公社打来的。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昨天从娘家回家，晚九点许走到赤峰北大桥附近时，忽然从暗处窜出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追上她后下了车，取出刀子将她逼住，然后用自行车把她驮出很远，在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下了车，意欲逼奸。那个妇女力拒不从，高声呼救，歹徒用石块将她砸昏，然后抢了她带的一包猪肉，逃之夭夭。受害者苏醒后，挣扎着走到公社医院，医院的人用电话报了案。
马玉林和几名侦察员当夜乘车赶到公社医院，向受害者了解情况。天刚亮，他们便来到了歹徒行凶的现场。
马玉林查看了歹徒的足迹，还有他那辆自行车的辙印。这时，有的同志暗暗担心:自行车是最常见、数量最多的交通工具，公路上的自行车辙印重叠交错，何止几十道、几百道！马玉林能从这乱麻一般的车辙中找出歹徒的车辙追踪吗?
的确，同志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公路上顺着自行车辕印追踪，这在马玉林也是没有前例的。他仔细观察了现场上歹徒的自行车辙“底踪”后，什么也没说，甩开两脚便追起来了，一气追到了赤峰北大桥。
“看来这个坏蛋是城里人，”马玉林说，“他在这里截住了那位妇女，作案后又骑着自行车回到了这里，来踪、去踪都是通向街里，说明他极可能是市内的人。”
“还能追吗？”一位侦察员问。
谁都知道，赤峰市内多是沥青路面，自行车的辙印远比市郊公路上多得多。
马玉林答道:“能。”
同志们听了，倍受鼓舞，便跟马玉林继续追踪。
可是，当追到三道街的时候，马玉林站住了，脸上显出了难色。
“看不到了？”一个侦察员问。
实际上，在马玉林追踪的过程中，随行的同志们很难能像他那样快速而准确地辨认出歹徒逃跑的踪迹，所以，只有问他才能知道。
马玉林遗憾地点了点头:“这里人、车太多，实在分辨不出来了。”
大家一听，都很失望。已经追出了好几十里，现在却功亏一匮，确实可惜。
“不要紧，”马玉林说，“我敢说，这个坏蛋就住在头道街至三道街这一带，下去摸吧！”
有利的因素是，受害者提供了那个歹徒的体貌特征。侦察员们在当地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对头道街至三道街东西八里长的居民区进行调查，终于在老爷庙院子里的住户中发现了一个嫌疑人——在化肥厂工作的王某。经马玉林鉴别足迹，认定他就是那个犯罪分子。经过审讯，王某某供认了图谋强奸、行凶抢劫的犯罪事实。侦察员们从他家里搜出了受害者包猪肉的围巾。
“WG”中，专政机关受到冲击，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致使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但是，马玉林像一柄永不锈蚀、锋芒犀利的宝剑，威力不减当年，任何凶残、狡猾的犯罪分子也难以逃过他那一双锐眼。在侦破一起行凶抢劫案中，他甚至追踪到了犯罪分子的身边，将他生擒活捉。
那是1967年盛夏的一天晚上，已经11点多钟了。赤峰市公安局治安科指导员苏国林等七位同志因为研究工作，还没有走。突然，有人用电话报案：位于市中心的红山区祥顺旅社刚刚发生一起抢劫案。苏国林等人立即放下工作，骑上自行车飞驶，只用四分钟便赶到了现场。
祥顺旅社夜间有两名打更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盛，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入。这天夜间快到11点的时候，张大爷坐在小卖部前面整理东西。忽然，从屋外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一支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皮笑肉不笑地说:“喂，老师傅，把院子大门打开，我要出去。”
张大爷抬头看了看那个人，觉得他有些面熟，但又不像是在这里登记住宿的人，心想：可能是来会客人的。他离开座位，取出钥匙，去开大门。正在这时，他猛然觉得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喊了声，便失去了知觉。待在西屋的盛大爷听见喊声，跑出来看，见张大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盛大爷猜想有了坏人，也高声喊叫起来，随即用电话报了案。
苏国林等侦察员们赶到后，一面让人将张大爷送往医院抢救，一面查现场。他们发现:小卖店的东西和装钱的柜子都没有被翻动的迹象，旅社内的其它物品也没有丢失，从而断定犯罪分子抢劫未遂。由于大门没打开，报警及时，出现场迅速，估计凶犯没有逃走，可能隐藏在旅社里。
侦察员们当即采取行动，封闭了院子，然后对三十多个房间逐一进行搜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发现嫌疑人和可疑的迹象；按住宿登记册清点，一个人也不少。
那么，犯罪分子哪儿去了呢？有人分析，他可能已经逃走了；既然抢劫未遂，受害者伤势不重，建议工作到此为止。
正在这时，区公安局负责同志也赶到了。他听取了汇报，认为：被害人说那个凶犯有些面熟，可能在这里住过宿，这说明凶犯对旅社的情况和环境是比较了解的，未必远逃。要继续搜索，免除后患。他派人去请马玉林。
马玉林自从被分配到赤峰县公安局工作后，对工作一如既往，不管份内份外，不论哪里发生了案子，他都是有请必到。这次他在熟睡中被人唤醒，很快便赶来了。他简要地了解了案情，然后打亮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在旅社门口查看足迹，边看边问:“那个坏蛋进没进屋?”
先到的侦察员答道:“据被害人苏醒后说，那个人没进屋，是在门口站着的。”
“那就对了。看，这就是坏蛋的脚印。”
一束强烈的电光照射到地面上，苏国林和侦察员文华都凑过去看。可是，谁也没看出来什么。
“看，这不是他跑的步子吗！”马玉林往前走着，边照边说，“要不是逃跑，步子能有这么大?”
苏国林和綦文华又顺着电光望去，还是看不出什么。但是，他们相信，马玉林确实看见凶犯的足迹了。他这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的眼睛，比他们这些青年人的眼睛还明亮，还锐利！
马玉林不再说什么了，全神贯注地搜索着地面，向南面的土墙走去。十分钟工夫，他追踪了五十米，最后将电光照在土墙上，说:“他是从这里跳出去的。”人们这次可看清了：土墙上有蹬踏的新鲜痕迹。
“看，这不是那个坏蛋嘛！”马玉林喊了一声，用电筒向墙外照去。电光下，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侦察员们一拥而上，可是又怔住了：那是一个男子，天当被，地作床，伸展四肢，发出呼呼的鼾声，正在大睡呢！
马玉林用电筒向那个人的脚上照了照，顿时气满胸膛，走过去，朝他身上就是一脚:“妈的，你装什么大瓣蒜？起来！
那个男子惊恐地开眼睛，一轱辘坐起来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毛楞楞地问:“你们这是……干啥呀?”
綦文华问:“你躺在这里干什么?”
“旅社没地方了，”那人说，“我在这里对付一宿。”
马玉林气愤地说:“小綦，别跟他费话，就是他！把他铐上！”
在侦察员中，马玉林的话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们此时已毫不怀疑，眼前这个人就是凶犯。綦文华取出手铐，把他铐住了。
经过审讯，那个人名叫赵某某，辽宁义县人。因为倒腾买卖赔了本，萌生恶念，想偷盗旅社小卖店的财物。可是打更人一直呆在那里，他无法下手，犯罪的欲念便升了级，假意唤出打更人，妄图行凶抢劫。他以前曾在这家旅社住过宿，对周围环境比较熟悉。打伤打更人后，人们吵吵嚷嚷，这个喊“抓坏人”，那个喊“四下堵住”，他心慌意乱，跳过土墙，在暗处隐藏起来。后来见公安人员迅速赶到，他更不敢活动了，躺在地上装作露宿，想等公安人员撤回后再速。可是万没料到，马玉林夜间追踪，径直追到了他的身边！
有人计算，从马玉林来到现场，直到他捉获凶犯，前后仅用了一刻钟。
这件事过了不久，马玉林又在侦破另一起盗窃案件中，显示出他晚年的才智有增无减，几乎达到了料事如神的程度。
4
一天夜间，木营子公社衣家营子生产队十一小队的苞米被盗了一千多斤。几个年轻的侦查员到现场后，发现那里苞米满地，杂物狼藉，足迹重叠凌乱，难以确认盗窃分子的足迹。没有办法，再请老将马玉林。
马玉林来到现场后，在各处转了一遍，然后蹲下身，对着面前的一枚足迹看了好一会儿，沉吟不语。其他侦察员猜测那足迹定有文章，便都聚了过来。
“看见没有?”马玉林抬起头，指着足迹说，“这个脚印就是偷苞米的坏蛋的。”
“怎么见得呢?”
“丢了一千多斤苞米，他们来的人再多，背起来也够沉的呀。瞧这脚印，后跟得多深，这就是他把苞米袋子往后背上一搭，站起身的那一下子踩出来的。”
听了这个解释，人们顿开茅塞，信心大增。
“没错，咱们就追这小子！”马玉林说完站起来，开始追踪。他虽已年高，又患着关节炎，但年轻人还是跟不上他的脚步。
来到一户农家，马玉林在院子周围绕了一圈儿，然后在地上坐下了，指了指院子说:“就这家，你们进去问吧！”
侦察员们想：他可能走乏了，也可能是有意锻炼锻炼我们，那就进去吧！
那家的男主人没在家，他的妻子拒不承认有偷窃的事，说:“不信，你们找吧！”他们一个个都失望了，出来找马玉林:“马老师，没有啊！”
“你们都看啥地方了?”
“屋里。”
“还有呢?”
“院里也看了，没有挖掘的痕迹。”
“他能放在屋里吗?那么多苞米放不下；把苞米埋在地里，也不是个办法呀！”马玉林说着站起来，踮脚翘首，朝院里看了一眼，用手指着说:“看见没有，大门口那个棒子垛？你们上那儿找去吧！”
侦察员们再次进院，很快就从棒子垛里发现了被盗的几百斤苞米。那家的男人被拘留了，供出了其余两个同伙。
事后，一个年轻的侦察员问马玉林:“马老师，你不进院就知道赃物藏在哪里，真神啦！可是，你怎么就知道那苞米一定藏在棒子垛里呢?”
马玉林笑了，用粗糙的手掌抚弄着胡茬儿说:“我不是神仙，也不会掐算，这要靠琢磨犯罪分子们的心眼儿。他们总以为柴禾堆这一类地方藏东西最保险，别人发现不了。其实，我破的盗窃案，十有七八都是把赃物藏到那里面的。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纸里哪能包住火呢！”
马玉林高超的追踪技术和丰富的侦查经验，深为同志们敬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