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球上存在世界末日的话，那么1986年夏天的切尔诺贝利，一定是最接近末日的样子。
普里皮亚季的工人文化宫（图源：oddiviser）
入夏的普里皮亚季（离核电站最近的城市），街道两边的松树早已变成了大片的鲜红色——并不是因为乌克兰的冬天来得更早，而是树木正在因为大量的辐射而枯萎。
（图：辐射造成的“红色森林”）
街道上空无一人，厚厚的树叶和泥土盖住了沥青的马路。早在4月底，原本这里居住的30多万居民已经被苏联当局全部撤离。
居民离开以后，驻扎在普里皮亚季的苏联军警开始了最后的清扫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宠物、家畜，并就地枪决，把尸体拖往掩埋场。
（图源：NewYorkPost）
“这是最痛苦的任务”一位战士后来告诉记者，“每当我打开一户人家的大门，狗狗都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向我打招呼。杀死他们一点也不困难。”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他们留在这里也是被辐射杀死的命运。所以我现在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对他们最大的仁慈。”
(图：切尔诺贝利的士兵)
防止核泄漏扩散是当前最大任务，救火前线上每时每刻都在死人，这个时候几条宠物狗的生命也不值一提了。
目标优先级高于一切，不计一切代价。
（图：切尔诺贝利爆炸以后第一张照片）
在1986年4月26日
凌晨1点23分40秒，
切尔诺贝利的一声炸响，永久地改变了乌克兰、乃至苏联的历史走向。
（图：剧照）
身处在1986年苏联的男男女女还不知晓，这是大厦将倾的起点，是苏维埃联盟结束的开始。
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列宁”核电站，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可以说是苏联这个国家的缩影。
从六十年代开始，核电在苏联政府内部获得了极高的重视：核电是未来的能源，是比煤电更环保，比水电更稳定的发电方式。从70年代起，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市被国家挑选为新式核电站的建设地点，主要原因是靠近大城市（基辅），以及靠近核电站所需要的水源。
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设中（图源：imgur）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七十年代初刚建成的时候，可以说是苏联国家的骄傲，是苏维埃科学优势的体现。核电站所使用的巨型反应炉，RBMK反应炉（大功率管式反应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核裂变发电装置。它可以把原子弹那样不可控的巨大能量，通过精妙的控制装置转化成可控的、缓慢的能量，用于发电。
图：核电站的反应核心。核燃料在这里加热水，向发电装置输送蒸汽
图：核电站的发电装置，蒸汽推动涡轮发电
可以在核电站工作，被苏联人认为是非常光荣、且幸运的事情。就在核电站几公里外，一座全新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在1970年被建造了起来，用于工人生活、住宿、休闲之用。身处其中，你会有一种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的错觉。
（图：1970年建城的普里皮亚季地标）
（图：普里皮亚季的游泳馆）
我们从不怀疑苏联用举国之力办大事的能力，但是，危险也往往潜伏在这样看似完美的外表之下。当爆炸抹去了所有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你就能看到下面已经精疲力竭苦苦支撑的国家机器。
你甚至会觉得：切尔诺贝利（以及苏联），可以运行这么久，已经是一个奇迹。
图：切尔诺贝利的总控中心
关于4月26日的那场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世界已经猜测了33年。目前来看，是少数当权者不负责任的指挥，再加上反应堆本身的设计问题，造成了那场灾难。
当天晚上，四号核电站在进行一次测验：想要观察核电站在失去冷却水供给之后，能不能顺利地使用备用冷却水供给装置继续供水。
按常理来说，这样的测验应该在核电站投入使用前就进行。但因为苏联当局对这个科技项目的一再催促，核电站的管理者不得不把一部分测验放到开业以后进行。
（图：出事前的核电站）
执行测验的，是切尔诺贝利代理总工程师Dyatlov。他犯的一个错误，是在测验前要求把发电机功率关小到一个很小的功率。因为他认为，把发电机功率调小，那么所需的冷却水分量也会减小。这样一来，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大。而Dyatlov的仕途，就和这次实验能否成功紧密挂钩。
（图：Dyatlov受审，Dyatlov是坐着的左二）
但是，让核电站在很低的功率运行是违反操作手册的行为：因为核心所需的冷却水，正需要核电站本身所发的电来输送。如果发电量太低，那么供水可能就会不足，核心就会有“干烧”的危险。
随后，Dyatlov发现反应堆温度异常，并开始急剧升高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他下令紧急向反应堆输送冷却水。可是高温让进入核心的冷却水瞬间气化，在冷却管道内全是气体，根本起不到冷却的作用。
图：核电站剖面图，红色部分是核心
反应堆越来越热，加热的水蒸气在核心内越积越多。最终气压达到了一个零界点，反应炉爆炸。核心顶部的隔离层直接飞出了天花板，使得放射性染料与反应核心的碎片直接暴露在大气中。
一个工人说在爆炸发生以后，他在工厂里看到了满天的繁星。
图：屋顶被整个掀开
Dyatlov的第一反应，是尽可能封锁消息，把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他向高层汇报：发生事故的不是反应堆核心，而是旁边的发电装置。他告诉戈尔巴乔夫，现场的辐射水平只有3.6伦琴——虽然比核电站普通水平要高，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他没有告诉戈尔巴乔夫的是，核电站使用的辐射表，最高刻度就是3.6伦琴。
（图：剧照）
第二天，普里皮亚季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但政府一再告诉人们：事故并不严重，没有辐射危险。与此同时，当地党与政府的官员也决定，为了防止恐惧扩散和“不负责任”的谣言，立刻派军警封锁普里皮亚季，没有人可以离开。
当地政府商讨对策（图源：HBO）
和懦弱的政府有鲜明对比的，是勇敢无畏的基层官兵。
当天凌晨，第一批抵达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普里皮亚季的消防员。他们被告知工厂只是简单的屋顶着火。于是一大批勇敢的消防员穿着毫无防护效果的消防服在高度辐射污染的环境下奋战了好几个小时。
（图：HBO剧照）
他们之中很多人开始感觉到奇怪的现象：嘴巴中可以感受到金属的味道，工作了一会儿以后，许多战友开始出现头晕呕吐的症状。有些战友的皮肤开始发红、溃烂、甚至脱落。
(图：辐射灼伤)
这就是典型的急性辐射综合征。辐射穿透了薄薄的消防服，像子弹一样击穿了人体的细胞，导致大面积组织坏死。第一批进入反应堆的消防员是死伤最为惨重的人群，数十人在两周内因为身体衰竭而死。
在最初的火焰被扑灭以后，最大的隐患变成了核反应堆下面的积水。此时，核染料的不断反应，使得核心融化成了岩浆，开始不断侵蚀下方的设施。
而此时，反应堆正下方有着非常大量的积水。一旦积水与核燃料接触，瞬间出现的大量蒸汽会让反应堆发生二次爆炸。与此同时，蒸汽会携带大量的核尘埃进入大气，严重加剧核扩散程度。
图：事故示意图，红色是放射性岩浆
在紧急关头，三名志愿者挺生而出：核电站工程师AlexeiAnanenko与ValeriBezpalov，以及工作人员BorisBaranov自愿携带消防管道重返反应炉，让消防人员得以放干地下室的积水。
图：三位切尔诺贝利的英雄
三人穿上了简单的游泳设备和辐射表，进入了反应堆最深处。在一些区域，核辐射的积水已经超过了人膝盖的高度。三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把水管接到了排水栓上，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切尔诺贝利，躲过了更严重的一场浩劫。西方媒体说，这三人是拯救了欧洲的英雄。
回到地面的他们立刻被送往了莫斯科的辐射科医院，他们在辐射区内，已经待的太久了。
而为他们送行的，是从全苏联各地源源不断输送来的年轻血液：军人、警察、军校学生…数十万青年赶往了北乌克兰的这个小镇。
苏联最高当局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远在瑞典的核观测站观测到了苏联方向飘来的放射性元素。问题的严重性比Dyatlov当初所轻描淡写的“也就是医院x光水平”高出了几十个数量级。
（图：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各国的辐射情况）
讽刺的是，外国政府的消息比苏联高层自己还要灵通。
在爆炸发生后的36小时，苏联当局终于开始撤离民众。就像当初封锁滴水不漏一样，这时的撤离也进行地有条不紊。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居民都被说服留下自己在普里皮亚季的一切，去往一个未知的安置所。
图：撤离开始后，政府要求市民把所有汽车都集中起来丢弃
在解决完最初的危险后，奋战在切尔诺贝利的人们需要面对下一项更加复杂的任务：如何处理这个一直在喷射物体的核火山。
苏联科学家们给出的方法是：在核设施外围建造一个巨型的密封装置，也就是“石棺”，把核废料永久封印在装置内部。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首先需要把暴露在外的核设施覆盖起来。
（图：米-26）
军队调用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直升飞机——米26军用直升机。但就是这样的庞然大物，对于切尔诺贝利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无数飞行员只得没日没夜的把沙土运送到反应堆上空倾泻，这个过程持续了数个月。在此期间，甚至有飞行员因为暴露在辐射下太长时间，导致眩晕失去意识，坠毁在核反应堆旁…
（图：正在搭建的石棺）
另一个严重的任务，是清理核电站屋顶上的核废料。因为爆炸的原因，反应堆的部分碎片被抛到了屋顶上，这些碎片具有极强的放射性。
最初的打算，是使用机器人清理这些碎片。苏联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所有可用的遥控机器人，甚至还包括了宇航局贡献的用于登月的机器人。
但在强烈的辐射下，机器人的线路板被很快摧毁，这些机器人在屋顶上瘫痪。
希望被寄托在了西德政府支援的抗辐射性能最佳的“Joker”机器人上，如果这台机器人也在屋顶上瘫痪，那么救援人员就不得不派人去清理屋顶了。
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Joker在屋顶上瘫痪，更多的苏联战士被派往屋顶救援困住的Joker，但也无济于事。换来的是更多因为辐射吐到想要自杀的年轻人。后来有媒体披露，当时Joker之所以不行，并不是因为德国技术不足，而是因为苏联政府为了保留颜面，故意少说了切尔诺贝利辐射的数量级。导致Joker是按照更低抗辐射的标准设计出来的。
最后，这个任务还是被交给了人。他们被称作“生化机器”，据一名苏联官员说“最好的机器人，就是人”。
一共有3828名“机器人”参与了清扫行动。
由于辐射实在太高，他们每人只能在屋顶上工作2分钟，铲两下就必须离开。由于材料有限，他们穿着的防护服都是现场人员现场简易制作的衣服。
其实，在那个8000伦琴放射量的屋顶上，任何高精尖的防护服都没有意义。
清理工作的总指挥，是苏军工程兵司令员塔拉克诺夫将军。他也是第一个前往屋顶铲辐射物的人。
每一个即将前往屋顶的战士，都能听到将军嘶声力竭的动员口号。
（图：塔拉克诺夫将军（左一））
“同志们请稍息！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
我和政委刚刚到屋顶上面去了一次，那里也没什么了不起！一切就绪，每个人到上面就铲两下然后赶紧下来，记住防护要领！
每组十人，不要超过40秒！党员先上！
其他同志在后面跟着，注意安全。
假期和黑海的疗养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为了苏维埃祖国！”
这段动员，塔拉克诺夫将军每天要进行一百多次，一共有三十多天。但每一次，将军都有十足的真诚。
“到后来，这段讲话就仿佛成为了他的祷告词，祷告着那些战士可以平安归来。”。
最终，在数十万官兵的努力下，切尔诺贝利的石棺终于打造完成，把潘多拉的魔盒重新封印了起来。
这场救援中所有用到的东西：直升飞机、防毒面具、衣服、都被封存了起来。
图：废弃不用的各种装备
切尔诺贝利封锁区的表面土壤被工人全部翻开，掩埋。
最后一名战士撤出后，这里成为了永久的禁区。
图：遗弃的面具
在战士们抢救的同时，莫斯科也在忙碌着。
苏联的领导人们想要忙着找到一个可以为这场灾难负责的人。自然的，Dyatlov以及核设施的各级领导成为了罪人。
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的敌人，是他们的操作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图：切尔诺贝利的罪犯受审
这个结论，与实际主导事故调查的Legasov教授的结论天差地别。Legasov认为，这起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应堆本身的设计问题，以及苏联的国家工业系统的管理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结论，必须让苏联国家整体做出改变，显然不如找到一个明确的罪犯更为简单。正因为官方有了明确的犯人，否认了设计本身的问题。在切尔诺贝利4号发电站发生事故以后，一号二号三号反应堆依然继续运转，最后一个反应堆直到2000年才停止运行。
图：Legasov教授
感到无力改变现状，Legasov在1988年切尔诺贝利两周年之际自杀。
3年后的1991年圣诞节，苏联，这个由工人和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也解体了。
现在来看，切尔诺贝利不但是苏联解体的开始，同时也是苏联整个国家的缩影。
在这里，你能看到苏联坏的一面：臃肿、腐败、自私的官僚体系。
但你也能看到苏联好的一面：勇敢的战士，无畏的公民。
他们在责任来临的时候，不假思索地做出牺牲。
不但拯救了同胞，也拯救了欧洲。
(图：切尔诺贝利勋章，由红色的血液和三种辐射射线组成)
如果你问我，苏联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是哪个时刻。不是他二战胜利称霸欧洲的时候；也不是与美国冷战，操控半个世界的时候。
而是在1986年，当苏联已经不复往昔，当国家已经垂垂老矣，60万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填补上切尔诺贝利的窟窿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