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残酷和喜剧融为一体，《斯大林之死》是一部难得的政治影片。
对中国人来说，更为难得，因为我们没有同类型的电影。
还因为我们曾把斯大林叫作老大哥，也曾把他的标准照片挂在墙上，引用他的名言，执行他的观点。
还因为在一段时间，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是一面旗帜，是唯一的未来，是他曾带给我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生活图景。
奇异的是，这个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格鲁吉亚人的故事拍成电影的，竟然是英国人。
那些年，我们曾做的这样和那样与这个人有关的事，都奇异地从我们的精神世界消失殆尽。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写的，可中国人通常是健忘的。
此为电影《斯大林之死》海报
当这部影片屏蔽掉了各式各样的谎言和浮议，我们看到，斯大林终其一生，统治了世界最大的国家，同时无数人在这个国家里失去生命。
他能有这样的“成就”，皆因他创造了两个怪物，一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另一个是嗜杀的特务组织。
庞大的官僚机构将他统治国家想法不折不扣地执行，无论是英明的，还是荒唐的。正是通过这个官僚机构，斯大林操控了一个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国。
可这个官僚机构是个怪物，如果任由其不受控制地壮大，就会削弱甚至剥夺斯大林自己的权力。要知道这个怪物里能人才济济，比如赫鲁晓夫。
特务组织无孔不入，拥有消灭除斯大林之外的任何人生命的权力。凭借这个怪物，斯大林可以让诸如赫鲁晓夫的能人俯首帖耳。
可如果任由这个怪物发展壮大，就会毁掉另一个怪物——官僚机构，进而让斯大林失去对统治国家的手段。要知道，仅凭特务组织是管理不了国家的。
于是，斯大林发明了一种健全而严厉的机制：以官僚机构来控制国家，以特务组织来控制官僚机构。这是他的得意之笔。在这两个怪物之间，唯有斯大林能够保持奇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也只有他的死亡能够打破。由此可见，死亡是上帝给人类的无价礼物。
明白了以上原理，就可以明白斯大林死亡之时，官僚机构和特务组织之间的较量是多么惊心动魄。赫鲁晓夫是官僚机构的代表，贝利亚则是特务组织的代表，这场较量就在这两个人之间展开。
此为电影《斯大林之死》海报
赫鲁晓夫的儿子曾被斯大林所杀，但他依然能每天给斯大林说笑话，这种隐忍与权术是他最大的资本，与他相比，贝利亚明显有些自高自大，他忽略了特务组织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斯大林，斯大林一死，特务组织也失去了力量的来源。在较量中，他犯了三个错误：
他过高地估计了特务组织的武装力量，忘记了真正的强大的武力掌握在军队手中。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立刻用特务组织换掉了军队对首都的驻防，此举得罪了军队，使军队的统帅朱可夫元帅倒向了赫鲁晓夫一边。在获取军队支持一事上，贝利亚失掉了一城。
他过低估计了官僚机构获取民众支持的力量。在斯大林死后，他立刻停止杀人，并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以此来讨好民众，妄图把纠正斯大林过错的功纪揽在自己身上，却不知在获取民心这一把戏上，掌管工业、农业事务的官僚机构拥有比特务组织更多的权力。赫鲁晓夫让铁路自由通行的毒计，让数万民众涌入首都，进而使思想躁动的民众与特务组织的关隘发生了血腥的冲突，1500人因此丧失。在取得民众支持一事上，贝利亚又失一城。
他忽略了在权力的游戏中，杀人是一把双刃剑，他能杀别人，别人也能杀他。斯大林一死，贝利亚就从斯大林的保险柜里偷来了可致每个官僚大员于死地的秘密材料，这些材料本是斯大林的秘密武器。贝利亚以为也能像斯大林一样继续发挥这些材料的威力，但这种计策斯大林可以用，他却不能。他急不可待地将这些材料向大员们出示，并以此威胁，殊不知此举彻底得罪了所有的大员，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赫鲁晓夫趁机召开会议，当场判了贝利亚死刑，获得了除贝利亚外所有大员的一致通过，报仇心切的朱可夫立刻命人执行枪决、焚烧尸体，仅仅几个小时，一度控制国家的贝利亚就成了铁锹里浸满油脂的黑色灰烬。杀人不是专利，贝利亚能杀人，赫鲁晓夫也会。
至此，尘埃落定，斯大林的死结束了一种统治形式，而赫鲁晓夫则创建了另一种，即仅仅由官僚机构来统治国家，而特务组织则沦为官僚机构的工具，再也不能管制整个官僚机构了，怪物由两个变成了一个。这也解释了苏联之后的政治斗争再也没有出现大面积血腥的原因。
此图截于电影《斯大林之死》
在影片里，除了以上残酷的情节外，还有一抹亮色：一位父亲和哥哥都被特务组织杀害的女钢琴师，她恨透了斯大林。当得知自己的演奏唱片要送给斯大林时，写下了一张纸条塞进了唱片封套里，纸条上写着：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你背叛了我们的国家，摧毁了我们的国民，我祈求你的死亡之日，希望上帝能够原谅你——暴君！
就是这张纸条导致了斯大林突发脑溢血。
这位女钢琴师年轻、美丽，写下惹祸上身的文字的时候，她从容、潇洒。但这浪漫的情节只能是导演对于人性善良的愿望，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发生。
也许有人会不顾生命对抗独裁者，但这种人不会是生活优越的知名钢琴师；也许有知名钢琴师敢对抗独裁者，但这知名钢琴师不会如此端庄、美丽，不会如此正义和潇洒，更不会如此年轻。
能够战胜死亡的年轻。
影片中，一位特务为了讨好，提示好色的贝利亚：反革命分子的妻子愿意为她丈夫做“任何事”。贝利亚不以为然：这个国家的反革命妻子操起来如同缝纫机一样无味。
没法不像缝纫机，在恐怖的国家，每个人都是台机器，谁还能有闲情去想性趣？男人如此、女人亦如此，所以那美丽、正义的女钢琴师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躺在领导床上精致的缝纫机。
此为国外政治电影系列随笔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