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随着国门被迫打开，大批官员获得了出国观看“西洋景”的考察机会，这其中，甲午战打败中国的邻国日本，成为了清朝官员趋之若鹜的地方。
今天的国人，看惯了赏樱季节里“中国游客挤爆东京”的新闻后，应该能大致想象到一百多年前第一次来到日本的各级清朝官员是什么表现。
1901年10月，日本举行秋季军事演习，邀请清政府派员参观。这时，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署才一个月后，可以想象到，来自作为八国联军之一的东亚强国的主动邀请，对于眼界初开的清朝官员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因为各省官员纷纷争夺名额，清政府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参观团。虽说人员参差不齐乌七八糟，但毕竟这是起蜚声中外的大事，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扬帆东渡了。国内舆论对这件事也是寄予厚望，希望这些官员能从日本学到什么先进东西回来。
很快，反馈来了。当时上海有份资产阶级改良派办的《中外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为主。这份报纸汇集了寓日华人(包括留日学生)的书函，把这批公派官员的出国丑态一一披露。
一，安徽省派来的郎中（官职）联恩，因为日本法律禁止，久没有鸦片抽，导致精神恍惚，居然把王芍棠中丞带去的咨送公文遗留在船上；
二，安徽派来的道员李光邺，于十月二十六日潜住吉原的娼妓家求宿，因为语言不通，差点被日本警察抓捕，此事已见报东京《万朝报》，一国哄然；
三，苏州派来的丁桥山道台，在邮船上等不及用餐时间，自己进饭厅取面包，被侍者推出。又过一天，吃过饭后此人内急，立刻对着洗手瓷盆开始便溺，一船的外国人都震惊了。
到了日本后，此君依然是懒驴上阵屎尿多，住酒店时，就在楼上脱裤小便，以致楼下之人都被尿水淋湿，造成了很大的喧噪。
四、江南派来的武员杨某，在日方安排的红叶馆宴会时，当大众之前，强行与艺妓互相裸露，调笑取乐；
五、一个姓龙的武官，也是江南派来的。年已衰老不能骑马，也不能步行，故参观军演时并未到场。一开始住的饭店，嫌条件差，搬到另一家“石声馆”，因为主人没有行礼，勃然大怒，又搬到“松声馆”。
一进门，见到一个日本少女容貌很美，龙某急忙令人呼之入室，淫声调戏使众人很难堪。在住宿间，此老屡次与女仆调笑，口出秽言，经常令女仆“急绝裾而去”。
此外，还有武员浑然不识陆军和海军的，还有官员不满意饭菜每顿让后勤人员到处觅食的，还有随从中饱私囊的……
《中外日报》愤慨地评论道：“呜呼！吾不解住东阅操之委员，何以不知爱惜颜面甘心丧失国体贻笑外人至于如此也！呜呼！我国之体面扫地尽矣！”
这批官员是第一次离开大清出国的，跟随他们一起前往日本的，是中国官场根深蒂固的陋习：吸鸦片、嫖娼、调戏妇女、随地便溺、吃住奢华，而这些毫无羞耻之心的官员，到了日本居然还是滥用一点点权力，随着性子来。
更为无语的是，这些出国开了眼界的官员，归国后对国外的制度、军事、工商、文化毫无任何见解，只把国外开放的男女之事挂在嘴上，导致后来者群相效仿，把出国当做了寻求刺激的机会。
时人评论道：
“向来出洋诸参随，回国后，以本无志识之故，凡各国政法本源及夫武备、文学、工商、艺业，悉不能举似于人。于是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靡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唯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地，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到1903年，清朝的出洋考察官员倍增，尤以赴日最多。《中外日报》报道，“近日我国官员来东游历者太多，日本外务部颇有倦意，然仍派人陪侍及供给饮食。”而这些人积习不改，“我国备武员，往往于跳舞会中向外国妇女流涎注视，实为外人所鄙。”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前的坐井观天傲慢自大，到战后的崇洋媚外，蜂拥出国考察，清朝官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窝蜂似的出国考察反成了笑柄，越是出国多，越被洋人看不起，能带回点新思想、新学问的少之又少。这就是20世纪初，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不堪回首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