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归航的红色战鹰——
一位“八路军”战士的抗日空战
前段时间批评了我（：你**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说我只写国军的抗日空战，从来不写八路军的抗日空战，这样很不好。我听后深感惭愧，于是决定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抗日空战故事。
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国军主要负责正面战场的作战，而八路军、新四军则主要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装备低劣，在整个抗战期间连几门像样的火炮都没有，更别说坦克、装甲车了，飞机则是想都不敢想的装备。
除了夜袭阳明堡外，我们可能很少有将八路军与日军航空部队联系起来的机会。然而，在漫长的抗战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空军战士——郑少愚。
郑少愚，1913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鲜渡乡。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8期。在校期间，他深受同为四川老乡的共产党员同学的影响，思想上得到很大的进步。然而，这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则不被校方所能容忍。此时正值入伍生训练结束，郑少愚与这批20多名同学外出旅游，在返校的火车上，他们与宪兵发生纠纷。
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大家与宪兵理论，结果回到学校后，却被校方因故全部开除。根据《空军忠烈录》记载，当时校方是以“未购买车票”为由，对郑少愚予以开除处理。
郑少愚被开除后并不气馁，1933年，他又考取的笕桥航校第3期驱逐科。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郑少愚被留校任教。而正是在郑少愚留校任教期间，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1935年4月，胡春浦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来到杭州，准备发展郑少愚加入中国共产党。胡春浦是郑少愚的同乡兼多年的好友，早在中学时代，关系就极其密切。
当时郑少愚与他分读不同的中学，但郑少愚时常经济窘迫，胡春浦则会在每月给他的信件中顺带寄去一块钱，作为郑少愚的零花钱。
郑少愚入学黄埔军校后，与同校的老乡、共产党员吴懋德来往密切，思想进步很快。按照当时的惯例，本应该由吴懋德直接发展郑少愚入党。但党组织出于谨慎的考虑，同时也为了考验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最终决定由胡春浦来秘密发展郑少愚入党。胡春浦号称“成都余则成”，是一位传奇式的地下特工。
他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地让郑少愚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郑少愚入党后，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将当时航校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装备情况等情报交给胡春浦。
空军在三军中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一个军种，堪称蒋介石的嫡系军种，共产党要想向空军渗透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胜利前，空军一线作战部队中仅有郑少愚这一名中共党员。
为了保护空军中的这一支独苗，党组织规定只由胡春浦与郑少愚单线联系，郑少愚的党组织关系也只由胡春浦一人掌握。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日本早已觉察到这种动向，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2月，郑少愚在给他的航校同学兼好友罗英德的信中写道：“暴日蚕食，已至华北，看来战事即将爆发，我们有用武之地了，…我已向校方请求调赴部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郑少愚此时已在空军第四大队22队担任分队长一职。8月14日，第四大队与日军海航的鹿屋航空队爆发了全面抗战以来的首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第四大队一举击落日军3架轰炸机，而郑少愚在此战中独立击落日机一架。
根据国民政府资料记载：8月14日当天，由于之前飞机故障而在广德机场加油后赶往笕桥机场的第四大队22队也在空中遭遇了浅田机队，分队长乐以琴欲率队攻击，但由于队长黄光汉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敢下令截击，眼睁睁的看着敌机溜走了。等22队抵达笕桥时，此前的新田编队已经逃跑了，分队长郑少愚不甘心这样空手而归，驾驶霍克Ⅲ战机向钱塘江方向去搜寻敌机，恰好遇到了已在广德投弹完毕返航的浅田机队。
郑少愚咬住飞在后面的第2编队2号机，猛加油门上前开火，击中了敌机右发动机和机翼油箱，发动机立即停车，但油箱仅漏油并未起火。该机被飞行员小川一空曹勉强驾驶着逃离了战场，后在台湾基隆外海坠毁。
8月15日，为报复中国空军，日海航部队出动鹿屋队新田少佐指挥14架96陆攻，木更津队林田少佐指挥20架96陆攻，第二空袭队出动16架94舰载轰炸机、13架96舰载攻击机、16架89舰载攻击机，第四空袭队出动9架95水上侦察机，共计88架，以及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出云”号上的舰载机近100架向我沿海一带的空军基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郑少愚此战表现极其出色，他先是与僚机张光明合作，两人分别击落一架日军89式轻轰炸机。张光明曾回忆道：“…再接近时，已认定为机群。辨认为大型双翼四架机群…我由前侧方进入攻击，用12.7mm大口径枪发射十余发子弹，该机立即着火下坠…在转弯时，见另一架敌机着火下坠。攻击之友机脱离在我同一方向空域，接近时，见机身编号为2204，乃分队长郑少愚…”接着他又配合21队队长李桂丹合作击落一架日轰炸机。此战我军击落、损失日机18架，而日方记载被击落14架、重伤6架。
此后，郑少愚又多次执行对地、对舰攻击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淞沪会战中的陆军部队。9月4日上午11点30分，第四大队23队队长毛灜初率四大队、五大队共9架霍克Ⅲ战机，前往上海一带驱逐敌轰炸、侦察机，掩护陆军作战，结果在罗店上空遭遇日海航10余架驱逐机。
在激烈的战斗中，五大队24队队员乔志云驾驶的2409号机被击伤，迫降于无锡附近，机损人轻伤。而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战机则遭到4架日机的围攻，寡不敌众，战机油箱被击中起火，迫降于杨林口附近。
此战中，郑少愚的战友们都以为他回不来了，吕基淳曾回忆说：少愚由罗店上空苦战至昆山，为数架敌机所环攻。照理，两三个敌人不是少愚的对手，然而究竟数量上相去太远，所以这次吃了亏。那时他自己（注：指吕基淳）也为敌机困迫着，待他赶来救围时，少愚的飞机已中弹在空中烧着，以往少愚曾受伤而没死，这回，据吕基淳判断，怕不会再回来了。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郑少愚这次只是机焚人重伤。他的手、面部、头部均被烧伤，腿部也中弹，被我军士兵奋力救出，紧急送往苏州重伤医院救治，后转至芜湖戈矶山医院。
郑少愚的同学兼战友罗英德曾回忆：“少愚虽然受了重伤，精神依旧壮健，从未一变他坚毅的气质，阴毓璋医生替他钳取腿上子弹时，未曾用麻药，他额上虽然冒出汗珠，但无一点痛苦的表情。因为他精神旺、耐性好，所以复健进步得非常快…唯一的憾事，是原本颇为翩翩的美少年，现在却成了电影中的科学怪人，因此，害得他怕看镜子。”
郑少愚由于面部被烧伤毁容，使得他此后几乎再也没有照过相，因此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郑少愚的照片极少，且几乎均是抗战爆发前所拍摄的。
1938年1月，郑少愚的伤势还未痊愈就返回了第四大队，并因作战英勇，战功卓著，晋升为第四大队22队的副队长。
1938年2月17日，第四大队21队、22队奉命进驻汉口王家墩机场。次日，日海航12架96舰战来袭王家墩机场。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11架伊—152战机起飞迎敌，其中李桂丹、郑少愚、张光明、巴清正为第一编队，首先起飞。
由于空袭警报来的太迟，这支四机编队刚起飞三分钟，高度还只有1500尺左右，就遭到了12架日机从后上方的偷袭。敌机仅一次攻击，我编队三机均被击中，只有驾驶3号机的张光明由于提前发现日机的偷袭，他踏舵向左侧滑逸出，幸运的没有中弹，躲过了第一波的攻势。
接着，多架日机又对张光明围攻十余次，张光明机智应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反击击落一架96舰战后，飞机受伤迫降于机场中，后经检查，飞机中弹高达219发。
然而另三机则未能如此幸运，大队长李桂丹驾驶的一号机被日海航12航空队的小林二空曹和桥本二空曹联合击中油箱后，当即起火爆炸，人机同殉于汉口舵落口。
李桂丹刚接替此前牺牲的高志航，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还不到3个月时间便壮烈殉国，年仅25岁，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第四大队大队长。
三号机的驾驶员巴清正也身中数弹殉国，只有郑少愚的飞机仅中一弹，但那颗子弹竟然打断了飞机方向舵的操纵索，飞机当即失去操纵作用，翻滚下坠。此时，郑少愚沉着冷静，奋力驾驶飞机紧急迫降于机场中，最终飞机由于实在无法操纵，在降落时翻滚损坏，幸而人只受了轻伤。
此后，郑少愚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的其他战役以及徐州、兰封、南昌、马当、九江等前线的作战。1938年11月，郑少愚随第四大队奉调西北，在甘肃、新疆等地接收苏联援华的第二批飞机并休整、轮训。
1939年春，郑少愚随第四大队调回重庆，负责陪都的防空任务。5月3日，日海航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的21架96陆攻会同第14航空队的24架96陆攻，共45架轰炸机来袭重庆。驻广阳坝机场的第四大队25架伊—152会同驻成都的第五大队12架战机升空拦截。此时的郑少愚已升任第四大队23队队长一职，他率9架伊—152在重庆上空发现日机群的踪影，由于当日雾大，视线不良，不能分辨敌队形，导致我军飞机正对敌大编队来袭方向。
郑少愚当即率队紧急调整后，占位作正前方攻击。上层日机高于我军飞机50米，郑少愚决定先攻击敌总领队机，并攻至最近距离。因我军飞机在日机下方有15度夹角，故从其下方脱离，再由其后向上作180度转弯，但此时我军队形已散，变为各自攻击，每机平均反复攻击3次。
日军此次投入的96陆攻是其最新改进型96陆攻22型（G3M2），增加了大水泡式的机枪塔，能够360度旋转，但是该机仍然存在死角。在郑少愚等人的奋勇攻击下，2架带伤逃窜的日机开始冒烟，一前一后地坠落。
此战，我军共击落3架日机，日方承认损失2架。但日机仍然投弹成功，造成了重庆市区的重大伤亡。
5月4日18时，日军27架96陆攻再次携带大量燃烧弹袭渝，由于我方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战机拦截不及，被迫在黄昏前降落。连续两天的轰炸，让重庆市民“死亡者达三千余人，伤亡共达五千余人。”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以及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此后的5月9日、12日黄昏，日海航多架96陆攻再次来袭。我空军大部分装备的伊—152战机，速度慢、火力弱，综合性能差，加上日机多采用夜袭和大机群编队的战术，使得攻击日轰炸机非常的不容易，多次空战都未取得显著战果，致使重庆的老百姓以为空军不敢飞、惧战，对空军极为不满。
郑少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此后的一次23队队内会议上，曾悲愤地说道：“我提议与敌机相撞，同归于尽，不论白天或夜间，只要捕捉到机会，我愿意第一个撞敌人的领队机，各分队长撞敌机的小队长，各僚机撞敌人的僚机。”23队集体通过了这一决定，这是一个只有该队成员才知道的秘密，若干年后才由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郑松亭对外披露。然而由于伊—152战机的速度过慢，空军又普遍缺少氧气瓶，致使战机无法保证足够的飞行高度，郑少愚提议的这个视死如归的战斗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1939年11月桂南会战爆发，郑少愚此时已升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12月中旬，他率队参加昆仑关战役。12月30日，日海航第12航空队舰战分队长相生高秀大尉率5架96舰战，会同驻南宁机场的第14航空队的13架96舰战，共计18架战机来袭柳州机场。我驻柳州机场的第四大队由大队长刘志汉率领17架伊—152战机，会同苏联航空志愿队16架伊—152战机、9架伊—16战机，共计42架战机起飞迎敌。
这是1939年度最大规模的一场空战，郑少愚此战率领8架战机在绕场巡逻至机场西南角处，发现一架96舰战摇动机翼，似在指挥作战，于是他随即示警并射击三次。此时郑少愚机群的后上方突然出现12架日机向其发动偷袭，双方随即展开格斗。郑少愚首先向一架日机射击四次后，当即见其冒白烟下坠，正当他观察敌机坠落地点时，忽遭另一日机偷袭，郑少愚“右足趾被敌弹擦伤”，这已是他的第四次负伤了。
此战，我军击落日机3架，另有3架日机疑似击落，我方毁伤战机12架。日方则宣称击落中国战机14架。
时间进入到1940年，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军开始加大对重庆的空袭力度，已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的郑少愚又一次的站在保卫陪都上空的第一线。
7月4日，日轰炸机三批来袭，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机，率31架战机迎敌，重伤日机2架。
7月5日，日轰炸机三批再次来袭，郑少愚驾驶2323号伊—152机，率23架战机迎敌。
7月8日、16日、22日、31日、8月3日，日机疯狂来袭重庆，均被郑少愚率队击退。
为了对付日军高强度的轰炸，空军官校的阎雷教官发明了一种用小降落伞悬系的“浮游炸弹”，专门用于对付日军的轰炸机群。
1940年8月11日，日海航90架轰炸机分两批从武汉起飞来袭重庆，我军29架战机起飞迎敌。郑少愚率王广英、高又新、王玉琨、郑少亭、洪奇伟驾驶6架伊—152战机，各携带4枚“浮游炸弹”在6000米高度、敌机编队前方200米、上方60米处投放该弹。日军从未见过这种炸弹，编队随即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爆炸打乱，郑少愚趁日机混乱之际，率队发动猛烈攻击，当即击落日机一架坠于渝市近郊，又追敌至石柱上空，再次击落一架，坠落于双庆乡。
次日，日机两批90架再次来袭，郑少愚驾驶2326号伊—152机，率29架战机迎敌。此次部分战机携带“浮游炸弹”参战，在綦江上空，这批战机发现了日机36架正疾向东飞，由于我机速度较慢，只有一架战机得以接近日机并投放“浮游炸弹”，但因炸弹太少，未获战果。
日军此后改变战术，将大编队的密集队形，改为两机小编队的松散队形，使得中国空军的这一战法完全失效。
1940年9月13日，日海航最新型零式舰载战斗机首次在中国上空与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交手。
是役，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战机，作为总领队兼第一群领队，率33架战机（注：此战，我军实际与零战交手的战机之有25架。）在璧山上空与进藤三郎大尉率领的日海航第12航空队的13架零战展开激战。
此时，我伊—152机群在4500—5500米高度，伊—16机群在6000米高度，而日机则在6500米高度。日军利用高度优势向我机群发动偷袭，由于日机的零战在性能上与我军装备的苏制战机存在代差优势，导致我军此战处处被动，损失惨重。我军空战损失13架，迫降损失11架，合计24架。
牺牲10人，受伤8人，而日机无一架被击落。
日方更是宣称击落我机27架。
郑少愚在此战中第五次受伤，他的右手和左足均中弹负伤，座机更被击成重伤。他虽然受伤，但依旧表现英勇。根据《空军第一路司令官毛邦初关于敌我空军交战情况的战斗要报》（1940年9月13日）中记载：“总领队郑大队长虽手足均受弹伤，但仍奋勇迎敌，援救友机多架，战斗终结，掩护各机飞返遂宁。”
“璧山空战”是中国空军至抗战以来的首次惨败，此战之后直到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变爆发，中国空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第四大队23中队副中队长王殿弼在“璧山空战”的前几天刚向大队长郑少愚请假回去结婚。
婚后七天（9月13日）他一大早就起来，雇了一部人力车，急急忙忙地向温江机场赶去。
一路上还在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在婚假的一周中，并未听到发生空战的消息，幸而，还能赶回去参加这次战斗行列。结果刚到机场门口，就看见全部飞机陆续起飞，他断定是有了敌情。到达队部后，等了三个小时却不见飞机回航，知道是发生问题了。随后在电话中获悉，重庆上空遭遇了空前的大会战。当天白市驿空军眷区内飞行员的太太们，更是心急如焚，直到夜晚查出牺牲者的名单后，一片凄惨的哭叫声，震撼整个眷区。第二天，王殿弼就带着新婚未出十日的妻子，到医院去看望那些断腿残臂的袍泽。
曾任郑少愚僚机的空军英雄张光明后来也回忆道：“得知众多战友献身，大家难过得连晚饭也不想吃，一门心思想要报仇。”被抢救到重庆黄山空军医院救治的大队长郑少愚得知那么多战友殉国后，不顾身上有伤，挣扎着要下病床，马上要求出院重返战场。经医护人员劝阻，他在病床上号啕痛哭着说：“我对不起弟兄们！我发誓，血债要用血来偿，不消灭仇敌我死不瞑目！”
郑少愚由于受伤，暂时离开了作战部队，来到成都养伤。早在1940年1月，郑少愚在柳州受伤后到成都养伤时，就碰上空军参谋学校首次招考，于是他参加了初试，并顺利考上。此次到成都养伤，恰巧又遇上空军参谋学校的复试，于是再次顺利通过。他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朋友说道：“我底运气还不差，每一次都让我有这机会到成都来参加。”
空军参谋学校是国民政府为培养空军中高级指挥官所专门开设的一所学校。郑少愚则是该校的第一期学员。（第一期原计划招收50名学员，结果招了70名，于是决定另20名作为第二期学员，届时不再招生。），经过一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他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而他那篇名列第一的毕业论文，更是详细地计划了中国空军的建军问题。这说明了，郑少愚此时的眼界与格局，早已非一般空军指战员所能比拟。
1942年2月1日，郑少愚在空军参谋学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空军驱逐（机）总队少校2级总队附兼第四大队大队长。4月，郑少愚随第四大队前往印度卡拉奇，接收美制P-43A-1“共和”战机。此时，他又被任命为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注：指挥官为陈纳德），只等他回国后就任。然而就在此时，不幸发生了。
1942年4月22日，郑少愚驾驶一架P-43A-1战机，从印度回国途经泽波尔上空时，飞机突然起火坠地，郑少愚不幸殉国，年仅29岁。
P-43A-1“共和”战机是P-47“雷电”战机的前身。这款战机虽然高空性能较好，但其它设计则较为糟糕，导致性能极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系统和制动系统有严重缺陷，其临时增设的自封式油箱效果奇差，燃油渗漏严重，飞机往往在空中自行起火燃烧，而郑少愚则不幸成为了这款飞机糟糕设计的第一位牺牲者。
郑少愚在殉国前已与一位吴姓小姐订婚，本准备在回国后的1942年5月完婚，连结婚礼物和所需物品都已准备好，未曾想到4月22日便遭遇不测。1943年9月4日，国民政府追赠郑少愚为空军中校。
郑少愚在空战中击落了多少架日机呢？根据《空军忠烈录》记载：“26年814他击落敌机1架…28年5月3日他在重庆击落日机2架…他获颁陆海空军奖章和3星星序奖章。”郑少愚荣获过3星星序奖章，这表明官方确认他至少独立击落过3架日机。然而，笔者认为官方记载的郑少愚独立击落3架日机的战役细节均值得商榷。
首先是37年“8.14”中日首次空战，几乎所有台湾和大陆的资料均记载郑少愚单机追击在广德投弹完毕返航的浅田机队小川一空曹驾驶的96陆攻，导致其战机重伤后在台湾基隆外海坠毁（注：具体战况见上文）。
然而，根据郑少愚僚机张光明的回忆：当时只有他与另一位分队长乐以琴，双机向钱塘江口方向拦截当时向笕桥机场空袭的日军新田机队，而非浅田机队，且在时间上也无法匹配，郑少愚更是不可能单机脱队进行追击。张光明认为击落小川一空曹驾驶的那架96陆攻的应是当时在广德机场上空单机迎战日军9架战机的周庭芳教官。
《空军忠烈录》记载：“28年5月3日他在重庆击落日机2架。”其实这两架战果也不成立。根据1939年5月3日当天的空军战报原文记载：“击落敌机3架，两架落四坪场，一架罗江北陈滩，但据防空情报所报称敌机7架未回，因中国飞机攻击次数过多，击落之敌机不知系何人射中。”（注：具体战况见上文）
那么郑少愚没有独立击落过日机吗？当然不是，郑少愚在1937年8月15日的战斗中与僚机张光明分别独立击落一架日海航89式轻轰炸机，随后他又与李桂丹合作再次击落一架。（注：具体战况见上文）张光明作为当日郑少愚的僚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证实了这一战绩，并且其官方战历、战功登记录均可相互佐证。
笔者还发现，郑少愚在1939年12月30日的柳州空战中，疑似独立击落一架日机。（注：具体战况见上文）根据当时我军战后总结:“与敌战斗机18架空战，击落敌机3架，中国飞机毁伤13架，另有3架疑似，坠机未查获，计郑少愚副大队长击落敌机1架，…协同击落日机两架…”但在《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1939年11月—1940年1月）中的《桂南会战空军战斗成果统计表》则显示：郑少愚此役是和其他4名队友一起击落6架日机（其中3架地点尚未查获），其备考中还特别注明：“系各员合力击落”。
因此，郑少愚的真实战绩应为：至少独立击落1架日机，另可能独立击落1架，而其合作击落日机的战绩则已无法考证。
由于战局的混乱，以及空军转战多地作战的因素，导致郑少愚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先后4次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长江局）的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汇报，最终其身份才得以重新承认，并决定仍由胡春浦单独与之联系。此后，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均知道郑少愚这一特殊身份。周恩来还曾在武汉和重庆，两度接见郑少愚。
郑少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为了更隐蔽地开展党组织交办的工作，其个性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冲动张扬，变得愈发内敛含蓄。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敢于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与宪兵理论。而到了8.15空战时，面对乐以琴独霸战绩的宣扬，则并未上前理论。8.15空战中，郑少愚与张光明各击落一架日机，而乐以琴和另两架友机则击落另外两架日机。但乐以琴返场后宣称他击落了4架战机，把郑少愚与张光明的战绩都给囊括去了。郑少愚与乐以琴同为22队分队长，两人职务相同，要是换了其他人，早就上去找乐以琴理论了。但是张光明却回忆：“有人外向豪放，有人内向收敛，我的两位分队长乐以琴、郑少愚分属不同的类型。犹记当日返场，乐以琴兴冲冲的宣称击落4架敌机，我与郑少愚相对的会心微笑不语，心中想的大概都一样，飞机都被你一人打光了。”
郑少愚深知其在空军中对党组织的帮助很少，同时考虑到党组织的经济困难，于是当1935年他还在航校任教时，便将其60元的月工资，自愿拿出一半（30元），用于缴纳党费。当时的党章规定，党员月收入在60元以下的须交党费1元，80元以下的须交党费3%。按照党章规定，他其实只需要缴纳1.8元的党费就够了。罗英德曾在文章中写道：“那个时期——仅仅是那个时期——少愚是比较沉默而严肃的一人。每月发饷后，他总是留下10元邮票钱，其余的都寄给穷朋友。”其实罗英德哪里知道，郑少愚工资的大头都交给了党组织，寄给穷朋友只是一种托词而已。
郑少愚不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一名极其优秀的空军指战员。早在1935年航校任教期间，他就在《空军》杂志上发表了《驱逐机攻击重轰炸机之研究》。其在空军参谋学校荣获第一名的毕业论文，更是以中国空军未来的发展与建设作为重点来加以思考。
然而，郑少愚死的实在是太早了。在1942年4月，郑少愚准备前往印度接机时，周恩来就曾指示他，尽量争取不到印度。但是郑少愚知道，自己已是空军驱逐（机）总队少校2级总队附兼第四大队大队长，并且很快就将就任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一职，他的职务已经可以比肩高志航了，以后可能不会再在第一线飞行了，所以他决定最后再飞这一次。于是他托胡春浦向周恩来答复：“就这一次，今后的职责不允许我到一线了。”只是这一去，郑少愚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为重视发展自己的航空人才。上世纪20年代初，就多次派员进入广东航校学习飞行，并派遣优秀党员赴苏联留学航空。（注：这其中的王勋回国后改名王叔铭，并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战中他成为了空军高级指挥官中的第三号人物，并曾任台湾空军总司令。）1938年，党中央还派遣多人前往当时盛世才控制下的新疆学习飞行，其中部分人员还掌握了驾驶伊—152、伊—16战机的飞行技能，只是由于此后盛世才的反共立场，这些人均被关入了监狱，无缘参加抗日空战。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郑少愚成为了唯一一位参加过对日空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算是唯一一名“八路军”的空战飞行员了。
国共两党均对郑少愚这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非常重视。郑少愚早在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高层对其革命经历了如指掌，周恩来甚至还曾意定由郑少愚来组建今后新中国的空军部队。笔者认为，以郑少愚的革命经历和在国军空军中的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国成立，那么由他来担任新中国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如果抛开他中共党员的身份不论，他在国军空军中的仕途则会更加顺利。郑少愚出自号称“空军中的黄埔军校”——笕桥航校，校长是蒋介石，他可谓是天子门生。其一加入作战部队就在号称“中国的皇家空军”、“嫡系中的嫡系”——第四大队中服役。而一到第四大队后，他就没挪过窝，从分队长一直干到大队长。此后又从空军的最高学府——空军参谋学校，以第一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此后更是担任了空军驱逐（机）总队总队附和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如果他不死，以他同期同学罗英德等人的经历来看，他担任台湾空军总司令一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笔者很早以前就知道郑少愚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还曾在某本资料上看到过他因某些亲共行为而被当局在重庆拘押过，只是后来查无实证而被无罪释放的记载。但当我真正提笔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发现，其实我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而他身上的秘密又实在是太多了。
台湾方面，对郑少愚出生年月的正式记载为1913年10月，也就是说他年仅16岁便考入了黄埔军校。而大陆方面几乎所有的资料均记载其出生年月为1911年10月。（注：只有《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一书中的记载与台湾一致。）郑少愚的婚姻其实也是一个谜，今后我会专门刊文讲述。等等还有很多谜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而这可能就是郑少愚所谓“潜伏者”的特性吧，始终迷雾重重，让人无法看透。
郑少愚曾对罗英德说过，在空战中，敌人决打不死他。敌人确实没有打死他，但他最终还是死了，死于飞行事故，死于盟友援助的那架P-43战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再次感叹，郑少愚死的实在是太早了。
1942年6月，胡春浦以“四川省国民党党部秘书”的身份回到郑少愚的故乡——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借“悼念民族英雄抗日军人”的名义，为郑少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追悼大会，并在鲜渡乡树立了“少愚碑”。胡春浦又再次联名申报，经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四川省政府将鲜渡乡改名为“少愚乡”。解放后，由于郑少愚地下党员的身份长期无人知晓，1950年，人民政府将“少愚乡”改回鲜渡乡。1958年，“少愚碑”被击碎丢弃。郑少愚被作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对待，其家人在历次运动中备受牵连。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1年11月27日，渠县人民政府才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今天的渠县博物馆中还成列着郑少愚的铜像。
郑少愚虽然殉国了，但他的同学、朋友和战友们却从不曾忘记他。1943年，罗英德（郑少愚的同期同学兼战友，曾任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台湾空军上将。）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纪念郑少愚同学》一文，《中国的空军》杂志总第64期予以全文刊发。然而笔者认为《中国的空军》杂志1942年第二卷第七期刊登的《怀少愚》一文，是写郑少愚最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南波”，这很明显是一个笔名。
板凳老师和我讨论“南波”究竟为何人时，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名非空军人士，再结合文章的内容，我们知道他与郑少愚的关系极其密切，并且“南波”此人还曾在敌后游击区工作过，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知。正当我完成此文，并将初稿交给之后，我才在无意间发现这个“南波”竟然就是郑少愚在党组织中的唯一联系人，他的直接“上线”——胡春浦。直到此时，我才终于明白了《怀少愚》这篇文章中为何会反复、多次地出现“新中国”这个词。虽然在那个时代，中华民国也被称为“新中国”，只是文章中的此“新中国”非彼“新中国”。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写的这么好的原因了。搞宣传，国民党永远都干不过共产党！
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怀少愚》这篇文章只是一位“国民党党部秘书”对另一位国军空军烈士的悼念时，只有胡春浦自己知道，这其实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对另一位“潜伏者”的哀悼。
本文的最后，笔者节选这篇文章的部分段落，作为结尾，以此来纪念郑少愚同志殉国七十七周年。
少愚死了，死于印度泽波尔！
我底朋友，在国外死，你是第一个。
中国空军战士，在国外晋升，你是第一个。
你为祖国自由独立而死；你为人类正义和平而死，你的死，死得光荣，但在抗建的伟壮事业上却是一件无可衡量的损失。
少愚！你正在青年的时候，你在人生的旅途上，才刚刚迈步，你毕生的事业，才刚刚奠定一点基础，你满怀的抱负，才刚刚划了一个轮廓，你至少应该再有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才足以尽量发挥你的抱负，以贡献国家民族，以贡献人类社会。现在就死，实在死得太早。
……我们知道你一定参加这战争；我们知道你作战一定比别人英勇。我们知道残酷的空战，是要吞没许多聪明俊秀的战士的生命的；我们也知道：自由独立的新中国，是建筑在千百万热情青年的鲜血上的。我们需要自由独立的新中国；我们需要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的民族战争。
……在你最后一次受伤前，你曾向我说，现在作战，你愈有把握了。因为这大小几百次的战役，把你锻炼得更沉着更有经验了。谁知在辽远的印度的上空，在一个本极平凡的情况下，竟会结束你一身的抱负呢？
……每一个见过你一次面的人，他们都觉得你的仪态足为一般空军战士——不，简直可以说任何一种军人的楷模，你那虚心诚恳，彬彬有礼的样子，谁都说像一个教员，像一个饱学足识的哲人学者。
……你平生没有嗜好，如果说有，那就是助人和求知了。你把帮助别人，当作一样功课，当作一件事业。……于是从航校毕业直到你死，都经常在计划着你的经济情形——实际上是在为若干个人的事业和若干个家庭的生活在计划。……
我们没有料到你会死，而你偏偏死了。
我们都不愿你死，而你终于死了。
虽然我们间的私情上和在中国空军的前途上说，都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然而，你的功绩，你的嘉言善行，已深深地嵌在每一个了解你的人的心中，牢牢地映在每一个景仰你的热情青年的脑海中。他们将要把你的志愿——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生存而奋斗到底的志愿作为一个鹄的。他们将要把你的言行，作为一种楷模去完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你虽死犹生！
安息吧，少愚。
——节选至《怀少愚》，作者：南波（胡春浦）
主要参考文献：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1908——1949中国军事航空》，作者：马毓福。
《空军王牌飞行员中的“潜伏者”》，作者：唐学锋。
《历史的棋局中》（《胡春浦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作者：胡小伟。
《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作者：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9月4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空军1940年7月战斗要报》（1940年7月4日—28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空军1940年8月战斗要报》（1940年8月2日—21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空军第一路司令官毛邦初关于敌我空军交战情况的战斗要报》（1940年9月13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1939年11月—1940年1月），作者:不详。
《空军忠烈录》
《纪念郑少愚同学——少愚殉国周年祭》，作者：罗英德《中国的空军》杂志总第64期。
《怀少愚》，作者：南波《中国的空军》杂志1942你那第二卷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