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是“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其他线城市容不下灵魂”，但就是为了这还能够多几分自由和想象力的灵魂，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先忍一忍，留下来再说。
北上深的文化和氛围，放在整个中国，其实是非常稀有和小众的。之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三地的声音，不仅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众多的资源，更因为在这些地方高学历人才甚是密集。当人的学历和见识到达一定的层次，就更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其他人听到并获得共鸣和尊重。因此，在一线城市，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很难被一元化，甚至有人说，在一线城市，再奇葩的想法或许都能听到回响。
都说中国社会是个“关系型社会”，北上深不是说就可以免“关系社会”的俗。但所谓“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哪怕一个司局级领导，在北京可能也没觉得自己是个多大的官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系在一线城市就被最大程度的稀释了，在这里呈现出的是比之其他线城市相对的公平。
但如果只站在一线城市的角度，就想去评价整个中国如何如何，那就太不现实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或者说县城，应该呈现出的是下述的模样：这些地方只有两种类型的工作，一种是体制内，一种是打零工。你不用怀疑在这些地方，在机关和事业单位任职是最受大家尊重和认可的职业，而且还没有之一。在这些地方，如果一提到体制外的工作，大家更多想到的是路边摊之类的个体户。
你也不用怀疑，在这些地方，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甚是显著：家里如果一个人在当地当了大领导，那么家里的子女、亲戚等可能都会沾光，甚至后者会被安排到政府核心部门任职。
在中国，越是往基层去，体制的力量将会越强大，费孝通先生笔下“乡土社会”的特征也就越发显著。行走基层，你会发现大家对于公权力是敬畏甚至是崇拜的。不同于北京，在基层很多级别不高的领导，管的事却不少。也应了那句“县官不如现管”的话，这些个小领导有时候很是威风。比如前几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刚不过是保定市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满打满算不过是个副科级。在古代，“九品芝麻官”指的可是县太爷，放到今天至少至少是个正处级。
即使放到了那些副部级的计划单列市，或者用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词儿叫二线城市，体制崇拜的惯性相对一线城市依旧大出许多。在这些地方，如果有时候你表现得清高一点，人家会下意识地觉得你有关系，而不会简单认为这仅仅是你的个性使然。
回到这孙小果案，虽然昆明也算是全国知名的省会城市，但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只手遮天还是容易了太多。只是我相信，正义纵然会迟到，会打盹，但终究回来。
要记得，离开了一线，什么地方，都只是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