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孙小果找爸爸已经成为全民游戏，情节跌宕起伏，2019年5月，中央打黑督导组披露孙小果案件，吃瓜群众发现，1998年，他已经因为轮奸判处死刑，居然借尸还魂，靠着发明立功出狱，改头换面。
从1998年，南周的《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到现在无人认领，无数人在感慨，20多年来，也没人敢说出，孙小果的父亲到底是谁？
《北京青年报》跳出来加戏，指责”这么说要莫是故意耸人听闻，要模式没有认清形势“，奉劝广大吃瓜群众认清形势，云南方面心理有术；”孤立地看待某个事件，就会难免纠结......如果能从更多的新闻线索中把握时代走向，去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究竟着什么，就不难做出判断“。
《北青》虽然戏精，但是谈谈反腐为什么这么难也是极有必要的。
新中国建政之后，第一场反腐运动就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以刘青山、张子善案最为深入人心，一直成为反腐的宣传的典型。
但是，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中有过统计，
“起初因腐败被指控的人数超过29万，但到最后只有9942人入狱。在被判以刑事处罚的人当中，有67人被判无期徒刑，42人被判死刑，9人被判死缓。”“总体来看，因腐败被指控的人当中，有75%的人被免除处罚，21%的人受到行政处分，只有3.6%的人因刑事犯罪而遭到起诉。”
3.6%被起诉的概率，如果你是腐败分子，看到这个数据是什么感觉，而且要考虑到早期的反腐是一个高度的政治运动事件。
我们再看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根据魏德安统计，
“1979~1997年，检察院每年提起公诉的所有经济案件中，重大案件所占的比重一直稳步提高，从1980年的2%提高到了1982年的12%，再到1986年的28%”“比重骤然提高到了40%。3年之后，即到了1995年，重大案件在当年经济案件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0%。1997年，这个比重继续攀升，达到了2/3。1997年，出现了一次骤降，不过这是因为，修法，重大案件的比例出现了上调，之后立马上升，2007年后，数字再次回到2/3."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数据，你可以说反腐形势一直严峻，也可是说腐败形势得到了遏制，最起码没有大规模的恶化。
这只是反腐的宏观形势，对于单个腐败分子的行为解释不大。
对于单个腐败分子来讲，最重要的是腐败风险。所谓腐败风险，就是被抓住的概率。
这是非常难以计算的一个指标，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尝试利用腐败时间跨度进行反推。
魏德安将腐败视为一个博弈的过程，每次只有两个结果，被抓和逃脱。如果，逮捕率偏高，那么腐败分子落网应该很快，这样来说他落马时间和初次犯罪时间较短。但是如果，逮捕率偏低，那么腐败分子落网的时间就会很长。
举例来说，如果逮捕率是50%，前两轮的逮捕率就会高达75%，如果经过6轮博弈，98%概率被捕。但是如果逮捕率是10%，前六次逃脱率可以高达53%。
魏德安收集了4300期案件，其中有3037起初次犯罪时间与最终被逮捕时间是确定的，时间变化如下图，
经过计算和推导，魏德安得出的腐败风险就是10%（详见魏德安，《双重悖论》），也就是说一个腐败分子，如果贪污，那么他的逮捕率为10%，逃过的概率是90%。
值得注意的是，魏德安相对乐观，这个算法并不一定科学。其一，数据未必准确，腐败分子未必会交待最早期的腐败的行为，所以时间会被缩短。第二，魏假定，腐败分子都会连续不间断的腐败，这虽然在近年反腐的反腐工作中得到验证，”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但是也有可能收手了，无法抓住或许处于资源有限的原因，没有去抓，这是一种偏见。也有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起诉率不足1%，也就是他的十分之一，魏德安是我见过国外所给出的，最乐观的数据。
回到孙小果案件，从《南方周末》发文到今日中央督导组进入云南21年过去了，90%的21次方，大概是10%，也就是说孙爸爸有90%的概率藏不住了。
20年，这真是一个让人苦涩的数字，5年，中国政府换届，逮捕率是0.53%，也就是腐败分子逃过的概率依然接近一半一半，10年，两次换届之后，腐败分子大概有35%的概率逃脱法律的制裁，15年，20%的概率逃脱法律的制裁，20年，终于逆转，腐败分子的逃脱概率终于降到了10%左右。
孙小果从1998年《南方周末》的新闻《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到2019年中央打黑督导组点名孙小果，刚好21年，90%的21次方约定于10%，也就是孙小果爸爸逃脱的概率是10%。
斯伟江律师在为李庄辩护的时候，在重庆法庭，掷地有声，“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但是，迟到20年的正义到底是正义吗？
为什么正义只能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