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挖出保护伞，一项扫黑除恶工作就不能算完；不打掉保护伞，就还会留下黑恶势力重新登台的隐患。
云南孙小果案热度未退，山西黑老大案进入公众视野。
近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对任爱军（绰号“小四毛”）等人涉黑案提起公诉。据报道，任爱军曾两次入狱，七次被减刑。2018年，其为首的涉黑团伙再次被打掉，任爱军被恢复执行无期徒刑，临汾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杨磊等12名“保护伞”被处理。
无独有偶，日前也有媒体爆出，2010年，湖北恩施男子严金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实际在狱服刑仅6个月。当地多名公安人员涉嫌为严金违规获批监外执行提供记功嘉奖“一条龙”服务，为其减刑。当地县公安副局长等28人被查。
从云南孙小果案，到湖北严金案、山西任爱军案，已经在宣示，司法领域的扫黑除恶正在不断砸下重锤。
2018年9月12日，山西新闻联播报道了“小四毛”违规违法减刑案涉案人员的报道。 视频截屏
这些涉黑团伙，无不是在司法“最后一公里”的收监环节逍遥法外。监狱是完成正义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公检法一系列工作成果的兑现地。如果这里出了问题，不仅容易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会让正义的天平出现倾斜，对司法公信力是极大的破坏。对于这类案件的纠偏补漏是必须且紧迫的。
扫黑除恶强力推动过程中，很多隐匿的违法违规线索浮出水面。一些涉黑团伙屡打不掉、甚至死灰复燃，都指向一个共因：“保护伞”盘根错节。
因此，复盘这些案例，不是说不允许一些涉黑涉恶犯罪人员减刑，而是当减刑的程度、频次、理由都超出明显的常规水平时，就要警惕后续监督机制是否已经失效。
从近期这三个案例看，其减刑操作都很刺眼。孙小果的“发明”、严金的“立功嘉奖”、任爱军的“七连减”，都是一般服刑犯难以企及的，可以明显嗅出异味的。这也说明，只看程序、不看实质的减刑，其实就是形式主义，给暗箱操作留下了利益勾兑的司法裁量“自留地”。
监狱之门不能虚掩，否则正义无从谈起。归根到底，扫黑除恶虽是直接针对黑恶势力，但打“伞”同样是关键。不挖出保护伞，一项扫黑除恶工作就不能算完；不打掉保护伞，就还会留下黑恶势力重新登台的隐患。
当这几起离奇的案例被一一纠偏，重回正义轨道，更应反思的是：如何让减刑、假释、出狱等“后司法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如何引入更灵敏的社会监督力量，如何给监狱之门装上科学的弹簧。这势必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但又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因为事关法治信心的重建，事关正义的最终、完整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