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在这个领域,欧美国家无疑有极深的研究。
为什么欧美对心理学研究如此深入,我概括了一下,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 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商品经济极度发达,企业需要深入了解用户需求,更要善于引导客户需求,简单地说,要掌握心理学规律,对潜在的客户进行“洗脑”,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买单。
—— 西方国家包括某些沙漠国家,悠久的zong教延绵传统。这其中需要大量的洗脑操作,和心理学操控。
—— 西方社会的选举体制,需要精准掌握选民心理,并通过定向宣传的手段,对选民实施影响,以获得选票优势。这造就了西方发达的媒体,顺便发展出来很强悍的传媒心理学。
——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史和全球称霸历史,让他们发动战争,以及殖民全球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受害者”心理学,因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光靠暴力是不够的,要善于“以夷制夷”,要在心理上征服殖民地,这样遭遇的反抗最少,获得的利益最大。
我留意过,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传媒学、金融、zheng治学科,很大的一块,都以心理学做基础。比如索罗斯的“羊群效应”,比如说巴菲特经常说的:“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大胆在别人大胆的时候恐惧”,其实都是心理学在金融行业的应用。
也就是说在心理学和洗脑这一个领域,西方国家早已是轻车熟路。加上以前通过高科技优势掠夺全球,因此有充足的财力投入更广泛的心理学研究,形成了一个价值链循环。
在西方心理学所研究的案例和成果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是研究得最深,应用得最广泛。甚至我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全球霸权的心理学基础。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起源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73年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两名歹徒全副武装闯入银行,劫持了4名职员做人质。警方包围了银行,而且和歹徒僵持了近六天,最后警方和歹徒达成协议——给他们提供一辆轿车。当然在歹徒乘车之前,警方早已准备待续,随时准备在他们乘车时将他们击毙。
但是奇怪的事情是,一名脱险的人掩护歹徒脱离包围圈。四名人质都或多或少地抗拒警方的解救行动。而在法院审判上,这些人质还为歹徒筹措辩护资金,并表示自己未受到歹徒的伤害而感激。更加奇葩的是,一名人质后来与服刑期间的歹徒结了婚。
所以,总结起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点就是:受害者对于犯罪产生情感,同情甚至喜欢施害者;认同施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施害者。
推而广之,如何让被奴役的人群,“享受”被奴役的过程而不反抗,甚至会感恩,主动维护这套体系。这是极高明的治理心理学,在那些被美国驻军的国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
——驻韩美军,驻日美军,就成功地让这两个国家产生了这种情结。比如说美国军队扬言要离开韩国,韩国人就要痛哭流涕地挽留。
类似的情景,其实在全球并不少见。出于一些原因,有些地方的例子我就不举了(比如H-k、T-W)。
也就是说,即使当奴才,被正直的人看作走狗,很多人都会当出快感,变成一种路径依赖。
我以前是不太明白。去年写过《中国式买卖的前世今生》以后,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就是美国式的“大棒加胡萝卜”,最后被驯服的人群。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此有名。并且引起西方众多心理学家对他深入进行研究,一来是为美国霸权治理全球,奠定心理学理论基础;二是掩盖美国人的罪恶行径,把这一类的心理学现象,冠名给了瑞典的一个城市。
这套理论体系,有两个核心的内容:
一、强者对弱者,具备生杀予夺的控制权。一旦这种控制权丧失,这套控制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心理依赖,影响一个人终身)。
二、强者对弱者表示出一定的善意。或者说我能主宰你,但是我不仅饶了你一命,甚至还对你不错。
而作为这套理论运行的结果,就是弱者必须对强者产生崇拜心理,同时死心塌地愿意做强者的奴隶。如果有人否定了这个“强者”,甚至攻击了这个“强者”,这个受害者或者说是弱者,还会主动站起来,成为为虎作伥的伪军、帮凶或者是辩护者。
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也好,甚至一个国家,一旦被胡萝卜+大棒驯服,那么他的反抗能力就会被彻底被阉割,反抗心理不会比马戏团的一只表演的动物更强烈。而且这种心理有巨大的延续性和依赖性。
也就是说,在极限的“生死不由己”压力之下,以及略略给出一点好处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完全可能会像动物一样,被彻底驯服。而且一旦被驯服,人们还会感激,会主动传播这种被驯服的心理。
实际上这一类的套路,近代史上美国早就玩得溜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并且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的,并建议将这些赔款供中国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使用——双方还商定,在派遣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school),后来这所学校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用庚子赔款建清华,美国人是真的“善心”吗?非也。美国需要的是培养更多的“带路党”,更深度更长时间掌控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很多学子成为国家栋梁.....然而全球更多的殖民地大学,恐怕没有几个转变的)。而美国人的这一波的操作,至今仍然为很多“美分党”们津津乐道,成为美国“善心”的重大题材之一。
这其中的操作,本质也是“胡萝卜加大棒”,明明美国是侵略者,把强盗美化洗白成“文明传播者”。还培养了一大批的拥趸,各式各样跪舔的奴才。
所以国家之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乃是强权对弱者的驯服。但是这必须建立在绝对实力的基础上。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只能作用一代人的时间(比如说某个人是奴才,他的子女没有类似的经历,这种效应是会大幅度降低的。)。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90后和00后,对于西方的崇拜远远要少于60后、70后包括80后。因为到了00后一代之后,西方的实力、西方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大幅度下降的,在他们成长的阶段,崇洋媚外的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与其说服思想上固化的奴才,不如换上不怕老虎的初生牛犊。
美国想要维持对其他弱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强者角色,必须要保有绝对的实力。一旦他的这个“强者”的人设坍塌,那么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20年左右),大家都会认为,美国不过是“纸老虎”。
现在美国还在继续玩这个伎俩,中兴就是一个实例(参见知识星球和朋友圈)。通过对中兴禁运三个月的元器件,把这家公司弄到休克,然后逼着中心接受巨额的罚款、以及屈辱的条款,再派驻监管人员进驻这家公司。——斯德哥尔摩效应,很快就产生了。已经有人在微博上散播消息,进驻人员简直是“美国白求恩”,公司的状况比以前还好......
而在前两天,华为公司的财报发布会上,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谈到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打压时,说了以下的几句话:华为应该考虑让股东变成外国人,以消除西方政府的担忧......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呸!”.......美国人怎么不让中国人控制波音,以消除大家对飞机安全的担忧呢?
美国的“胡萝卜+大棒”,几乎把全世界的国家都驯服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甚至包括了很多中国人人,还有很多中国的公司。只不过,有些鸟儿,它们的羽毛太鲜艳,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天生就是关不住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台词。)......中国虽然有很多跪舔派,不过这样的鸟儿也到处都是,我喜欢这样的狂野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