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诚征男性大学生，为“斯坦福监狱”做心理学上的研究，从8月14日开始，持续1到2个星期，你将得到每天15美金的报酬，有意者请前往斯坦福大学乔丹大厅248房间咨询。
在那个年代，对于大学生来说15美金是一笔不小的报酬，而且还能为科学研究添砖加瓦，因此去面试的人有很多。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机会。
首先你得接受一次测试，以证明自己是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者有精神疾病倾向的正常人。
通过这项测试的，才可以正式成为实验人员。
而且研究人员还告知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在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最终，有24个人得到了这个机会。
随后，这24位实验人员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囚犯，一组是狱警。
有趣的是，在之前的测试中，面试者被问到关于分组的选择，大多数都选择了成为囚犯，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在毕业之后去成为一名狱警，而成为囚犯比成为狱警，要现实得多。
因为正值暑假，所以学校里并没有什么人出入，几乎就是半封闭的。
以津巴多为首的研究人员清空了几间教师办公室，建立了模拟监狱，走廊就是监狱里的院子，担任狱警的人可以在这里看管囚犯。
而当狱警在监视着囚犯的时候，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团队，同样在监视着这些狱警。
实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津巴多给“狱警”们分发了墨镜和制服，以保证在“犯人”面前，绝对的和单一的权威。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他们在这场实验中，没有被称呼姓名的权利。
因为事先和加州警方打好了招呼，所以很多学生在那个周日被突如其来的警察带走，并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
在他们被带到监狱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他们进行裸体的搜身，“狱警”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起初，“犯人”们还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只是把这当成了一项可以赚钱的兼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着的是什么角色。
而“狱警”们入戏很快，他们很满足自己在这座模拟监狱里拥有的至高权利。
他们不许犯人吸烟，拿走他们的眼镜和维生素，在集合报数时想方设法的刁难他们，比如声音太轻，语速不够快等等，只要有一个人无法令他们满意，就全部重头再来。
甚至还把不服从他们的“犯人”关禁闭。
就在“犯人”们被折磨了一天，晚上终于可以安生睡觉的时候，“狱警”们的把戏又开始了，尖锐的哨声划破了监狱的宁静，等待着“犯人”们的，又是新一轮的体罚。
第二天，“犯人”们的反抗开始了。
他们撕掉自己衣服上的号码牌，来对抗“狱警”的暴政，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随时准备发动一场革命。
津巴多看场面渐渐失控，就要求“狱警”控制住场面。
“狱警”们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以暴制暴。
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
为了强化管理，他们还把囚犯分为两类，表现好的可以提供特权，住进更好的牢房，得到更好的伙食，表现得不好的，只有惩罚。
“狱警”们的方法起效了，在这之后，只要有人犯错，或者忤逆他们，他们只会用更残暴的手段对待他们，直到研究人员出面提醒，才肯收手。
编号8612的犯人无疑是整个实验里，最被“特殊对待”的。
不过也难怪，从一开始他就带头造反，挑战“狱警”的权威，但毕竟之前都是没有经受过什么的大学生，仅仅过去了36个小时，8612就受不了了。
他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歇斯底里的症状而退出了实验。
津巴布对他的退出表现出遗憾和担忧，而他真正所担忧的，只是怕在8612退出之后，有更多的“犯人”跟着他退出。
这会导致实验最终的失败。
8612的退出并没有引起研究人员和“狱警”们的反省，属于他们的监狱游戏还在继续。
“狱警”们想方设法折磨囚犯，“犯人”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
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
第五天，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ChristinaMaslach到访，身为津巴多女朋友的她，答应帮助研究做一些采访。
当她走进这座模拟监狱，看到“狱警”和“犯人”的相处方式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走进的是一座真正的人间炼狱。
她开始质疑这项实验的道德性，她与津巴多争论，她不知道从前那个温柔的爱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当他兴奋的让她看“狱警”的残暴行为时，仿佛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的，这几天的实验里，狱警和犯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自己的身份。
而津巴多，也经过心理上的不断暗示，觉得自己就是一座监狱的监狱长。
第六天，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叫停。
8月20号津巴多发布了他的实验结果：
外部环境可以催生出邪恶，如果无辜的人在特定环境内拥有特权，这些人就会开始滥用权力，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则会被迫屈服，最终疯癫。
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
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
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
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然而，2018年美国Vox新闻网站揭露，这场上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其实验结论是基于谎言形成的。
换句话说，这只是一场策划周密的表演。
在被曝光出来的录音和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项实验结果的错误，“狱警”的残忍竟然是被引导出来的，8612的歇斯底里，也是有意为之。
“我以为自己当时在做研究人员希望我做的事。”囚犯的“崩溃”也不是那么真实或自发。
实验中一位囚犯表示，其实是因为他不被允许中途退出去准备考试，为了脱身，他不得不表演“崩溃”。
其实早在2001年，来自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AlexHaslam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心理学主管SteveReicher联合BBC直接仿制了1971年的监狱实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狱警不仅没有联合起来虐待囚犯，反而面对囚犯显得手足无措，尽可能的满足囚犯的要求，而囚犯不仅没有变得癫狂，反而团结起来向狱警讨价还价，要求更好的待遇。
截然相反的实验结论和被曝光的数据，使得津巴多再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面对这样的质疑，津巴多本人也亲自发文回应，总结一下就这样几点：
1.研究人员指示狱警变得更加“粗暴”，扭曲了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实验结果。
2. 一个狱警有意表现得更为残忍来使实验符合我的预期。
3. 一个囚犯对于将精神崩溃描述为“作假”。
4. 一名工作人员公开谴责SPE是有缺陷和不诚实的。（SPE是依照当时美国监狱系统的典型特征而设计的一个模拟监狱。 ）
5. 英国的研究团队没有成功地复制SPE。
6. 论文发表在非同行评审的期刊以避免被拒绝。
他说他当时对于狱警的指示是，他们应该维持纪律与秩序，并且我也要求他们对于囚犯要保持尊重，并没有刻意的要求他们粗暴对待犯人。
这些狱警们是自发地对囚犯们变得越来越刻薄与残忍的。
最后他认为：
尽管该实验有许多缺陷，我仍然相信“斯坦福监狱实验”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帮助心理学研究了解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复杂动机。
人类行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内在或外在，可能来自自身基因或外在因素，可能来自历史或当代，可能来自文化或个人。
尽管津巴多教授认真且详细的针对每一个质疑点进行了回应，但是事实的真相如何，可能只有他和当年那些研究员实验员们才知道。
这究竟是一场人性的实验，还是一场失败的表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是有相似性的。
莫罗曾说：“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
谁又能确定，现在真真切切活着的我们，不是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实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