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2日，我们在清西陵拍摄唐王迎接唐僧四众归来的戏，也就是《西游记》最后的场面。
上次拍唐王为唐僧送行，也是在这里。
这两次住的都是清西陵附近一处招待所。
它一进大门就对着一座类似宫殿的大房子，这宫殿的大门紧锁。
后面有几排后来盖的平房，用于客人居住。
上次，我们几个主创人员住在第一排平房里，其他人则住在这些房屋旁边一个园门内的招待所里。
这次，我们和大家一起住在圆门内的招待所中。
刚到西陵，天已经不早。
放下行李，大家就到食堂去吃饭。
吃完饭后，我和杨斌、迟重瑞先出了饭厅。
饭厅和招待所中间，便是我们上次住过的那几排房子。
这排房子和前面的房子之间，长起了许多竹子，使得光线很暗。
上次来拍摄送别唐僧的戏时，迟重瑞还没有到剧组来。
所以我就指点给他看，告诉他当初我们住过的那排房子，以前是什么样子。
正说着，杨斌忽然指着那竹林尽头：“你们看，对面来了个人！” 我和小迟都看到了：是有个人影，瘦高个，看不清面目，正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我问他们：“是谁？看清是谁了吗？” 他们说：“看不清脸！不知是谁。
” 我说：“走！我们迎着他走，看看是谁！”
我们就迎着那个人走去。
我并没有注意那个人影，还在给小迟讲：“这里从前没有竹子，我们还在门口吃西瓜，没想到几年就长得这么茂密。
” 杨斌忽然又说：“你们看！他退回去了！” 我这才注意：那个人影似乎在躲避我们，他真的退走了，还是用那种缓缓的梦游似的步伐。
我以为是剧组里的哪个人：“咱们快点走，赶上他！” 我们加快了脚步，但那人影却比我们还快，马上就消失在这排房屋的尽头。
我们追到那排房子的尽头，右边有一条路，通向另一个圆门。
杨斌指着圆门说：“他在那里！还伸着头看我们哪！” 我回头看去，却没看见什么：“没有哇！” 他们两个人都说：“真的！他这样歪着身子看我们！”杨斌还模仿着他的姿势。
我说：“过去看看？” 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却都不动。
我说：“我去看！” 我就大步流星地赶到那个圆门处，只见对面有一个挺大的广场，远处有一条小路，路上空无一人。
左边是一大片空地，远处有一个茅厕一样的破屋，右边则一望无际，什么人影也没有！ 我回来对他们两个说：“什么也没有哇？你们看花眼了吧？” 杨斌坚持说：“不！刚才他就在圆门那儿，侧着身子看我们呢！” 小迟说：“我也看见了！” 两个人都看见了？可是那里的确是什么也没有哇！我说：“你们看花眼了吧？” 他们两个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他们此刻正被吓得心惊胆战，自己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屋里。
第二天，大家到西陵去拍戏。
我在西陵博物馆看见了这样一幅介绍：西陵附近的行宫，是光绪皇帝停灵三年，等待灵宫建好的地方。
以后，珍妃的灵柩也在行宫停了半年等待入土。
我对这“行宫”发生了兴趣，就向同行的制片主任李鸿昌介绍，还问李鸿昌：“不知道行宫在哪儿？咱们有空去看看？” 李鸿昌说：“嗨！咱们住的那里不就是行宫吗？” 我大吃一惊：“什么，我们就住在行宫？光绪的灵柩就停在那儿？” 他说：“是呀！咱们前面的一排房子就是！” 我这才想起昨晚的那一幕，惊出了一身冷汗！难道那行走的人影就是光绪的幽灵？他不安于寂寞，夜晚出来和心爱的珍妃幽会，却被我们打扰了？ 这时，就在我们拍戏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件怪异的事：当群众演员都化好妆等待上场的时候，管道具的甄志才口渴了，他看见一个抱着孩子、穿着花衣服的女人推开博物馆的一个房间的门进了屋，就拿着杯子跟了进去，想要点水喝。
没想到一进去，屋里没有那个女人！他四面找寻，也没有找到第二个出口！她到哪儿去了？ 他吓坏了，逃也似的跑出了这个房间。
这一幕，被坐在博物馆旁边一棵大树下休息的我的女儿丫丫看到了。
她也看见了那个走进屋去的女人。
那个女人梳着辫子，穿着花衣服，抱着孩子，进了屋。
老甄拿着杯子追进屋又很快地出来了，可是没有看见那个女的出来。
这两件事，让我感到十分惊异。
真是无法解释！我们在吃饭时，谈起了这两件事。
大家都感到奇怪。
下午，我们又到西陵去拍最后一个空镜头，作为师徒四人飞升的背景。
在路上，我忽然上嘴唇发痒，坐在我身旁的荀浩发现了：“导演！你的嘴怎么肿起来了？” 我一摸，果然！上嘴唇肿得快像猪八戒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大。
车开到了地方，先去的王崇秋看见了，吓了一跳：“赶快回去！找大夫！” 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回到招待所，跟随剧组的曹大夫一看，很紧张，他赶紧给我吃了药，然后立即让我回京。
我和王崇秋先回来了，没想到这嘴上的浮肿一路走，一路消，到家了，肿也全消了。
真是奇怪！难道那个幽灵责备我把他的事说得太多？
回想这段事，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到底看见的是什么？是人？是鬼？谁也说不清楚。
但后来，副摄像师唐继全告诉我：行宫看门的老头跟他聊天时告诉他：“不只是光绪和珍妃在这里停灵，那个广场上还死过不少人。
抗日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不少冤魂。
晚上经常听到哭喊等怪声！”唐继全曾经想到那个广场去看看，但一直没敢去。
我不禁联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深藏心底，从没有对人说过，因为怕人说我散布迷信。
但这时，不由我不产生联想： 1963年春节过后的一天。
中午吃完饭，我在上班前，照例要休息一会儿。
那天，保姆没有把蜂窝煤炉端出去。
我就睡了。
也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个生物钟，一到时间，就自动醒来，从不会因为睡觉误事。
这次也是一样。
我睡了十分钟，起来拿着提包就出门。
可是刚到下楼的扶梯那里，我就失去了知觉。
我感觉从未有过的舒服，觉得自己变得轻飘飘的，失去了重量感，向上飞呀，飞呀，向着前面一片白光飘去。
这时，耳边听到有人在叫：“杨阿姨！杨阿姨！快拿醋来！快掐人中。
” 我奇怪地向下面看去：“谁在叫我？” 这时我发现自己飘浮在我家楼梯间的上方。
在我身下约两层楼高的地方，邻居白大妈和她的儿子们正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体呼叫着，忙碌着，我仔细一看：原来那个人是我！我正在惊奇：我明明在这里，他们叫什么？ 忽然一阵难受，我变成了躺在地下的那个人！白大妈一家人的脸孔都在我的上方：“醒了！好了！活过来啦！”一切正常的感觉又回来了，但它远没有刚才舒服！ 这一场煤气中毒，使我有了一次灵魂脱体的体验。
以前我就一直希望知道：究竟有没有灵魂？这次体验是我的财富，我得到了答案！我确信：灵魂是有的。
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因此，我觉得那个影子和那个女的就是亡者的灵魂，他们存在着，并在生前待过的地方徘徊，是可能的！
延伸阅读：蒋子龙回忆五台山车祸：口无遮拦是真凶？
作家简历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蒋子龙，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中专学历，作家，编审。
1958年参加工作，1980年代以《乔厂长上任记》等驰名文坛。
曾任全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原题
回忆五台山车祸
作者：蒋子龙
在1987年的“中国文坛大事记”里，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是三十多位作家、编辑在五台山遭遇车祸。
事后，经历那次车祸的人分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著文立说大讲车祸的过程和感受；一种是三缄其口，只字不提车祸的事。
我属于后一种，原因是觉得有些现象很蹊跷，说不清楚。
当时我曾想当然地认为，车祸跟文人们轻慢无羁、在五台山上胡言乱语不无关系，既已受到惩罚，怎敢再造次，口无遮拦！ 但我始终未能淡忘那次车祸，对每一个细节，每个人说的话，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人活一世有些事情是终生都不会忘的。
实际上正是那次车祸使我开始有意识地修正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自觉渐渐改变了许多。
于是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要回顾一下那次车祸了……
1987年的夏天，山西省作家协会发起组织了“黄河文学笔会”。
一批当时文坛上的名士英秀云集太原，第二天便乘一辆大轿车直发五台山。
车一开起来响声颇大，摇荡感也很强烈，而且椅背上没有扶手，车里的人没抓没挠，无法固定自己，身体便随着车厢摆动的节奏摇来荡去。
我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這个车跑山道保险吗？遇有紧急刹车抓哪儿呢？我看到前面的椅背高而窄，两个椅背之间缝隙很大，心想遇到特殊情况就抱紧前面的椅子背。
天地良心，当时就只是脑子胡乱走了那么一点神儿，对那次出行并无不祥之感，更不会想到以后真会出车祸。
何况那大轿车连同司机都是从检察院借来的，检察院嘛，总是能给人以安全感。
而且司机的老婆孩子也坐在车上，這就给行车安全打上了双保险！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兴致很高，中午在忻州打尖。
名为打尖，实际上忻州文联招待得很好，下午轻轻松松地就上了五台山。
由于时间尚早，大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寺院。
有的人见佛就拜，该烧香的烧香，该磕头的磕头。
入乡随俗，既到了佛教圣地，就该随佛礼，大家千里迢迢来五台，不就冲着它是佛教名山吗？
当大家来到“法轮常转”的地方，忽然异常活跃起来，有人這样转，有人那样转，笔会中一位漂亮得很抢眼的年轻女编辑最抢风头，她说我就反着转，又能怎样？紧跟着就又有几个人也反拨法轮……一时间唧唧嘎嘎，高声喧闹，在肃静的庙堂里颇为招摇。
傍晚，僧人们聚集到一个大殿里做法事。
由于天热，抑或就是为了让俗人观摩，大殿门窗大开。
难得赶上這样的机会，游客们都站在外面静静地看，静静地听。
忽然又有人指指划划起来，自然还是参加笔会的人，也不能没有那位漂亮的女编辑，他们发现一位尼姑相貌娟美，便无所顾忌地议论和评点起来，這难免搅扰大殿里庄严的法事活动。
后来那尼姑不知是受不了這种指指点点，还是为了不影响法事进行，竟只身退出大殿，急匆匆跑到后面去了。
就這样，文人们无拘无束地度过了色彩丰富的“黄河笔会”的头一天。
第二天，气候阴沉，山峦草木间水气弥漫。
笔会安排的第一个活动是参观“佛母洞”，大轿车载着所有参加笔会的人爬上了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峰，山顶有个很小的洞口，据说谁若能钻进去再出来，就像被佛母再造，获得了新生。
因此也就具备了大德大量大智慧，百病皆消。
1960年的蒋子龙，技校毕业刚进工厂一位知名的评论家首先钻了进去，不巧這时候下起了小雨，如烟如雾，随风乱飘，隐没了四野的群峰，打湿了地面的泥土，人们或许担心会弄脏衣服，便不再钻洞。
评论家可能在洞里感到孤单，就向洞外喊话，极力怂恿人们再往里钻。
於是就信口开河：我真的看到了佛母的心肝五脏……上海一位评论家在洞外问：你怎知那就是佛母的心肝？他说：跟人的一个样。
上海人又问：你见过人的心肝五脏吗？他说：我没见过人的还没见过猪的嘛！ 任他怎样鼓动，也没有人再往洞里钻，他只好又钻了出来。
领队见时间已到就让大家上车，奔下一个景点。
别看大家对登山钻洞积极性不高，一坐进汽车精神头立刻就上来了，文人们喜欢聊天，似乎借笔会看风景是次要的，大家聚在一起聊个昏天黑地一逞口舌之快，才是最过瘾的。
车厢里如同开了锅，分成几个小区域，各有自己谈笑的中心话题。
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话清晰地送进别人的耳朵，在闹哄哄的车厢里就得提高音量，大家都努力在提高音量，结果想听清谁的话都很困难，车内嗡嗡山响，车外叽里咣当……忽然，车厢里安静下来，静得像没有一个人！
通往五台山的公路 震耳欲聋的声响是汽车自身发出来的，轰轰隆隆，稀里哗啦……大轿车头朝下如飞机俯冲一般向山下急驰。
车厢剧烈地摇荡，座位像散了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悬空的感觉，心里却是一片死样的沉静。
车上没有一个人出声，不是因为恐惧，实际也来不及恐惧，来不及紧张，脑子像短路一样失去了思维。
大轿车突然发出了更猛烈的撞击声，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稀里哗啦，我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一个圆的东西，在摇滚器里被抛扔，被摔打，最后静下来了……人和车都没有动静了，山野一片死寂！ 隔了许久，也许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打破死寂第一个发出声响的是司机的儿子，他先是哭，跟着就骂他爸爸。
這时候我也知道自己还活着，脑袋和四肢都在，并无疼痛感，這说明没有事。
而且双手还在紧紧抱着前面的椅背，我完全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這样一个搂抱自救的动作？我再回想刚才车祸发生时的感受，还是一片空白，什么感觉都找不到。
所以许多影视作品在表现车祸发生时让人们大呼小叫、哭喊一片，是不真实的，只证明创作人员没有经历过车祸。
我恢复思维能力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喊史铁生：铁生，你怎么样？我佛慈悲，千万别让他再雪上加霜。
他应声了，说：我没事。
正坐在倒了个的车门口台阶上，不知是怎样从椅子上被甩下来的。
车祸使大家感到每个人的生不再是个体，死也不再是个体。
這时候车厢内有了响动，大家的教养都不错，尽管有人满脸是血，那位偏要将“法轮倒转”和议论尼姑最放肆的姑娘，前额被撞开了一道大口子；广东的评论家谢望新前胸一片血红，面色惨白；有人还在昏迷，不知是死是活……但没有人哭叫咒骂、哼哼咧咧。
能活动的都慢慢直起身子，這才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客车翻倒在左侧的山沟里，幸好山沟不深，但汽车也报废了，车内车外都成了一堆烂铁。
钢铁制造的汽车摔成了一堆破烂，我们這些坐在汽车里的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肉体竟绝大多数完好无损，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這里毕竟是五台山啊！ 没有受伤或受伤较轻的人帮助那些一时不能行动的人离开了翻倒的汽车，站到路边等待救援。
這时候有人发现，刚才在山上曾钻进“佛母洞”的那位评论家，没有伤到别处却惟独撞伤了嘴巴，肿得老高，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猪的长嘴，显得异常滑稽好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直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人们都还记得他在“佛母洞”里那番关於猪的亵渎……
以后许多写這次五台山车祸的文章都回避了這一细节，我想是不知该如何表达。
其实他的嘴肿未必跟佛有什么关系，佛博大精深，慈悲宽容，即便真听到了他的亵渎也不会狭隘到立马就报复他。
坐汽车碰伤了嘴毫不足奇，而嘴一肿就长，让人极容易联想到猪。
這说明文人们觉悟了，开始忏悔，他们意识到在此之前的许多话很不得体。
你可以对佛不信、不拜，但既到佛山来，就该对佛有起码的尊重。
就像你去一个人家里串门，总不能故意寻衅闹事侮辱主人吧？這时有看热闹的人开始向车祸现场聚拢，他们先看到被摔烂了的汽车，问的第一句话是：还有活着的吗？其实我们都在道边好好地站着，刚才被摔昏或震昏的人也已苏醒过来，死的是一个都没有。
虽然有人挂彩见红，但是不是就伤得很重还难说。
不知围观者常有的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真是“看打架的嫌架打的小，看着火的嫌火烧的小，看车祸的嫌死的人少？” 有人见出了這么大的车祸竟然没有死人，触景生智开始大发别的感慨：去年有三十多个北京的万元户（那时候在人们的眼里万元户就是富翁了），集体来游览五台山，在另一个山道上也出了车祸，全部遇难，没留下一个活的。
看来五台山喜欢惩罚名利场中人！
福建一位老编辑接了腔：名利场中人又怎么得罪了五台山？今天這么大的车祸没有死一个人，说明五台山对文人还是格外关爱的……其实這也许只是俗人的想法，在佛眼里众生平等，分什么名利高低？如果世间有个名利场，那非名利场中又是些什么人呢？现代人无不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难道都该受到惩罚？ 不管怎样说，“黄河笔会”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笔会组织者请山上的医疗急救人员为受外伤的人做了紧急处理，但无法做彻底检查。
於是我们换成旅游公司崭新的大客车，直奔大同。
一路无话，到了大同，先安排大同市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给每个人做详细检查。
担惊受怕作了大难的山西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找到我，说原来他们跟大同市负责接待的部门有协议，参加笔会的作家来后要给大同的文学爱好者和一部分机关干部讲课。
现在虽因车祸笔会不能进行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来到了大同，而且给大同添的麻烦更大，讲课不能取消，人家已经通知下去了，就在今天下午。
原定是我跟刘心武一起撑半天，现在刘心武疼得上不了台，只好让我一个人顶。
我无法拒绝，就在去年夏天我也组织过一次大型“森林笔会”，在分头活动时一辆吉普车翻倒，砸断了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小腿，因此深知焦祖尧此时心里的滋味。
用写一笔好字的唐达成的话说，参加笔会要一路写字或一路讲课，是给自己换饭票，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托。
再说现在的人们还有兴趣要你的字，想听你讲些有趣或无趣的话，這是对你的抬举，怎可不知好歹？
焦祖尧让我先去检查身体，然后再上台。
我又没有受伤，不想去检查。
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去除疑心病，不然等你回到天津发现有问题，我们怎么担当得起？這家伙是怕我后半生赖上他，就跟他先去见医生，胳膊腿加一个脑袋明摆着没有受伤，就只对骨头和内脏进行了一番透视和照像，然后就上台了。
到傍晚我讲完课回到住处，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用一种古怪的似同情似疑惑的眼光盯着我看，原来所有人检查完内脏和骨头都没有事，个别人血流满面也只是皮肉伤，缝合几针就解决问题了。
独我，“右边第九根肋骨轻微骨折！” 呀，从接过诊断书的那一刻起，我感到右侧的肋条真的有点疼。
笔会组织者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就回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等在北京站台，拉上我就往天津跑。
天津的朋友圈里已经轰动，碰上這种事大家都喜欢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五台山上的车祸还能小得了吗？说是肋条断了，那是怕家里人着急……将近中午我回到天津，作协的同志不让我进家先去全市最好的骨科医院，一照像：“未见骨折。
” 哈，這就有点意思了！
此后的两天我又跑了四家医院，两家说是骨折，两家说没有骨折，正好是一半对一半。
這太怪异了，完全没有道理……或许這是一种警示，想告诉我点什么？世间能说出的道理都是有局限的，狭隘的。
惟有讲不出的道理，才是最庞大最广阔的。
没有道理就是最大的道理。
我从此闭口不再谈那次车祸，不能像讲故事一样一遍又一遍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叙述那次车祸的经历，并从叙述中获得某种奇怪的快感，或者是解脱。
但我会经常回想那场车祸，车祸刚发生后觉得人离死很近，生命极其脆弱，灾难会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突然降临，喉管里的這口气说断就断！随着人们健康地将车祸看成了一次惊险而富有刺激的经历，就会觉得人离死很远，出了那么大的车祸都没有死一个人，可见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决定不再去医院，转而求教一位高人。
他叫胡克铨，是贵州省水利厅小水电处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得受不住，躲到贵州大山里当了“野人”，因祸得福发现了“龙宫”——后来开发成异常奇妙的旅游景观，就是四年前我在看“龙宫”的时候认识了他。
当时天色将晚，“龙宫”已经关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围着“龙宫”四周转悠，就见一人在“龙宫”北侧束身长坐，神气清穆，风鉴朗拔，不由得上前攀谈。
他谈天说地，博学多识，立刻能让人神思融净，身心豁然。
於是我们便成了朋友，我更多的是把他视为智者，遇有委决不下的事情愿意跟他商量。
他说：你的肋骨没有骨折，不信等会下楼跑十圈，没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人能够跑动。
這不过是五台山跟你开了个玩笑，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仗着个子高，架子大，想看圣山却又对佛表现得大不敬，看到年轻人恃才傲物，言语轻狂，竟不加劝阻。
五台山无所谓，但五台山满山遍野都是去朝圣的人，惟你们這些人出洋相，逆向而动，焉能不伤？佛不怪人人自怪，是你们這些人的心里在捣鬼，要谨防自己的心啊！ 我放下电话就下楼了，真的围着自己住的楼跑了十圈，刚开始感到右肋有些不自在，渐渐地就浑身发热，酣畅淋漓起来。
从此我不再理会“第九根肋条”，它也就真的没有再给我添麻烦。
但我却无法淡忘那次车祸，出车祸是不幸，在车祸中没有人死或受重伤，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不幸是伟大的教师，不幸中的大幸更是伟大的教师，祸福相贯，生死为邻。
刘禹锡说：“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
”以后我再看山或进庙，提前都要有所准备，一定是自己真想看和真想进的，先在心里放尊重，不多说多道。
守住心就是守住嘴，特别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绝不妄加评判。
改变自己很难，但车祸的教训也非同一般，人很难能做到不被生死祸福累其心。
渐渐我觉得自己的脾性真的变得沉稳多了，心境也越来越平和，有时竟感到活出了一份轻松和舒缓。
心一平连路也顺了，每年总还要外出几次，继续东跑西颠，却从未再有过惊险。
所以，我感谢五台山，感谢那次车祸！
